魏  城／撰文
                                                     text by weicheng
                                                     吴  雨／责任编辑
                                                     editor by wuyu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见到多伦多市中心那些摩天大楼时所感受到的震撼。
    那是14年前，我刚刚来到这个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去机场接我的朋友说，他先开车带我去市中心“兜兜风”。我们走的是安大略湖边那条环城高速公路，当我首次远眺到那一片像丛林一样的摩天大楼时，我摇下车窗，伸出头去，呆呆地看着，良久说不出话来。
    我还记得，14年前的北京，就像一个大县城，八十年代匆促兴建的一批批劣质板楼和塔楼，与更为劣质的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和文革时代的筒子楼混杂在一起，零星地散落在汪洋大海一般的灰色大杂院之间。出国前，我在北京生活了八年，所以，你一定能够理解多伦多那一片摩天大楼森林首次带给我的冲击。
    后来，我又去过美国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岛旅游，更受震撼：我在一排排钢筋水泥高楼、一栋栋玻璃幕墙大厦之间的峡谷穿行，渺小得像蚂蚁，迷惘得像企鹅：我一直仰着脸向上看，看得脖子都酸了。
    见识了纽约，我又觉着，多伦多像个大县城。

风水流转

    再后来，因工作原因，我离开加拿大，来到了英国首都伦敦，一住就是八年。
    我还记得八年前我从多伦多飞往伦敦，当飞机在伦敦上空低飞时，我所俯瞰到的景色：建筑低矮，外观陈旧，裸露的灰砖似乎已被淫雨霉雾所锈蚀，粗劣的墙皮也仿佛早被湿风潮气所剥落……
    当我从希思罗机场乘出租车驶入伦敦市中心，沿途所看到的景色更让我心情为之一沉：伦敦市中心除了少数地区有几栋零星的摩天大楼之外，商业区很少有10层以上的写字楼，住宅区则多为两三层的连体公寓，而且都是老建筑，什么维多利亚时代的旧物业啦、都铎时代的老房子啦，随处可见。
    我真没想到伦敦竟然如此衰败、苍老。坦率地说，我比较喜欢现代化的城市建筑，而不太欣赏古老陈旧的市容城貌。
    后来我才知道，无论是市中心，还是郊区，伦敦很少、也很难拆旧建新，因为土地与物业均为私有，除非开发商觉得拆旧建新有暴利可图，或者地方政府觉得拆私建公涉及重大公益，否则他们也懒得与原地主或原物业主讨价还价；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大概还是伦敦人对古旧的东西有着一种病态的偏好。
    在伦敦生活的八年期间，我常去欧洲大陆旅游，也常回中国探亲或采访。令我没想到的是，物换星移，风水流转，如今中国成了“世界大工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近些年来，我每次去北京，北京都变个样；每次回伦敦，伦敦却都是老样子。我甚至觉得，如今的北京更像纽约，越来越现代化；如今的伦敦更像个大县城，古老得发霉，陈旧得乏味。
    我在伦敦的一位朋友听了我的感受，颇为伦敦抱不平：“你这是错觉：你常住伦敦，当然不会感到变化；你偶尔回一趟北京，当然感到事事皆新。”
    他的话的确有道理，但细想一下，又不尽然：北京我是年年回，但年年不一样；我阔别“新大陆”上的多伦多数年之后，也曾旧地重游过一次，却没发现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欧洲的“老大陆”似乎更是如此：我相隔数年分别去过法国巴黎、瑞士苏黎世各两次，但昔日观赏过的市容城貌却基本原封未动。
    听起来挺怪的，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感受：如果今天你想体验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变，那你就应该去中国；如果你想回味传统的古旧韵味儿，那你就应该去欧洲。
    2006年春秋两季，我两次去中国，跑了北京、上海、重庆、济南、青岛等中国大中城市，有些城市是初次到访，有些城市则是故地重游，但这些城市的某些地区近些年来都经历了“推倒重建”式的巨大变化，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华灯美柱争奇斗艳，宽街阔道车水马龙，若比谁更新潮，那中国这些城市的摩登、时髦，不仅会让“旧世界”中的伦敦自惭形秽，也会让“新大陆”上的多伦多相形见绌。
    尤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重庆。我第一次去重庆，当我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商业区环顾四周、抬头仰望时，我仿佛置身于纽约时代广场：摩天大厦互相争高，广告招贴彼此竞艳。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个位于西南腹地的老工业基地。
    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当这些中国城市的市区建设规划官员首次参观纽约、多伦多等现代化大都市，在人造峭壁之间的峡谷穿行时，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感受到了类似的震撼？

北京的拆迁故事

    也许，心灵的震撼后来又带来了中国城市地貌的震撼？并因此导致了中国城市“推倒重来”般的大重建？
    但在有些人看来，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在城市建设和扩展方面，更应该向欧洲学习，而不应向历史只有200多年的北美“新大陆”学习。
    去年五月，我去北京采访中产阶级时，应自由撰稿人许知远之邀，曾专程前往他与文友们在北京西郊圆明园旧址开办的一家书店———“单向街书店”。在书店里，许知远特别向我推荐了一本书：新华社记者王军写的《城记》。
   回到伦敦后，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掩卷之后，我才知道，在我离开中国后那10多年里轰轰烈烈展开的城市“现代化”运动中，有多少历史建筑和珍贵文物都成了拆迁铁锄上下飞舞的“锄下鬼”；掩卷之后，我也才明白，如果所有的中国城市规划官员在筹划老城区改建时，都像我一样“喜新厌旧”，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此书开端写了一个典型的北京拆迁故事———
    1998年9月24日，十来个来自四川的庄稼汉抡圆了铁锄，三下五除二，拆掉了北京粤东新馆。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就在这个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南横街11号的院子里成立了保国会。
    一位姓汪的包工头当时对作者王军说：“我在北京拆了八年了，这种房子拆得多了。两三个月前，国子监那边的一个庙就是我拆的，那个庙真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拆迁办给我们钱，我们就拆。给我们钱拆故宫，我们也拆。”
    这本书还写了其它许多令人唏嘘的拆迁故事。
    王军还在书中引述了中国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2000年讲过的一段话：“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 Hong Kong（蹩脚的香港）。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
    读完这本书，我又重新审视了我过去瞧不起的伦敦扩建之路，竟然发现了不少值得北京学习的地方：像北京一样，伦敦也是文化古城，但二战之后，伦敦并没有在市中心拆旧建新，而是基本保留老城原貌，精心保护历史古迹，转而在老城周边地区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虽然后来英国政府换了许多届，但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主持制定的“大伦敦计划”并没有变，后来建成了一系列周边新城。
    现在我逐渐能够品味出伦敦那些老楼陈墙、古街旧巷的韵味了：工作间隙与同事沿泰晤士河散步，无意之间，也许就会踏上莎士比亚曾经走过的某段石板小径；周末与家人去市中心看戏，蓦然回首，也许就会与铜雕王尔德的那双忧郁眼睛对视……
    如果伦敦也去模仿纽约，在市中心大举拆除历史建筑，兴建摩天楼群，拓宽石板小径，扩建立体大道，那伦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Poor New York（蹩脚的纽约）。
    其实，就连没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美国人，也在拼命地保护自己那点儿可怜的文物。
    我还记得，2002年我去美国费城旅游，曾经参观过一个当地导游极力推荐的博物馆。我花钱买了门票，但进入馆内，转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不是因为我不耐心，而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博物馆”，其实不过是一个只有寥寥几间“展厅”的普通民居———它是美国独立之初缝制美国第一面国旗的一个普通女裁缝的住宅。我仔细端详每一件展品，而且把展品的英文说明通读了两三遍，也没用够半个小时。
    我想，北京粤东新馆如果辟成一家博物馆，展品肯定要比美国费城的那家“博物馆”丰富，购买门票的游客肯定也要比我更加感到“票有所值，不虚此行”。（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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