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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亚洲国家的集体夙梦，瞬间仿佛与纽约、伦敦近在咫尺。这也许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传统金融都会的没落与新兴经济城市的雄心相互撞击，彼消此长，使得竞争空前激烈，“国际金融中心大战”一触即发，博弈气氛堪比昔日巴尔干风云。
每个城市都雄心勃勃，标新立异，从东京到香港，从孟买到吉隆坡，从上海到首尔，每个城市都在挖空心思向世界投资者兜售自己，粉墨新形象，以“东亚金融中心”甚至“国际金融中心”的姿态迈向这场金融中心的超级竞赛之中。
首尔：十年一梦
韩国的东亚金融中心之路起步于1997年。
在这一年以前，韩国、中国、日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银企关系，直到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首先遭遇重创，无奈之下，这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度，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583亿美元的援助贷款，继而实施金融机构重组，其代价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重构韩国金融监管体系。
正是在此之后金融监督委员会与机构金融监督院相继成立，资本市场得到大力发展，以此为契机，韩国走上了与中国、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
外资成为韩国金融的一个特点，根据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外国投资者向国内企业注入资本等投资行为都得到允许与鼓励，韩国约有45％的股票由外国投资者持有，而韩国金融机构中国外投资者份额高达40％左右。
这些海外投资者，还有不少占据了大股东地位，韩国第一大银行韩国国民银行便是如此，在这个银行当中，外资持股高达85％。在这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对待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疑义的声音。不少人批评外国投资者仅追求有丰厚红利的短期投资，对外国投资者敌意收购的企图和不正当地介入管理颇为不满。
不过，韩国的决策层仍然保持着开明的态度。“相对于韩国从外国投资中所获得的利益，这些不利方面是次要的。外资为韩国企业和金融部门的重组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并且对韩国从金融危机中的复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次讲演中，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委员长尹增铉明确表态。
他还强调，在资本能自由跨国流动的全球化时代，韩国要努力改造成东北亚金融中心，按照所属国别对资本区别对待将得不偿失。
如今，10年过去了，韩国成为IMF四处表扬的“模范学生”，处处以规范示人。与此同时，韩国金融中心的梦想亦在鼓噪――韩国一边努力放松监管降低机构成本，一边鼓励机构开展衍生品业务。
据了解，首尔的金融中心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12年前成为地区特殊化金融中心，其间强调以韩国的资产管理优势和东北亚地区开发金融的需求为基础，建立地区特殊化金融中心；第二阶段则是在2020年前谋求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积极吸引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在首尔设立亚洲总部。
已经摆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梦魇的韩国无疑已经加速快跑，但是否已经脱胎换骨还尚待考察。
东京：逐步复苏
日本东京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东京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由于：日本企业的高效率和高利润吸引了外国投资者对日本股票市场的大量投资，使东京股票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度成为全球市值规模最大的市场。日元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是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动力，并推动了东京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相应地日本于1986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至今仍保持这个地位。
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泡沫破灭使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受到重创，它也因此失去了关键的10年。面对来自香港和新加坡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日本正打算通过大举开发有利于国外投资者金融特区，重新把东京打造成全球金融中心。
这一消息引起了亚太地区外国资金经理们的关注，此前，他们除了抱怨东京缺乏高档写字楼或高档公寓之外，更多地是抱怨东京高企不下的税收和严格监控的管制。
日本政府已经注意到，与其他金融中心的对手（如香港、新加坡）相比，东京正日益丧失市场，因此成立了两个专家委员会，为提高金融竞争力出谋划策。
摩根士丹利首席日本经济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在一份报告中称，日本的市场份额不断流失到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地，这已引起一系列问题。他说，在东京的外国经理们常常抱怨，无法雇佣到足够的英语流利的职员。
其他经常招致抱怨的问题包括：从市中心到东京成田国际机场耗时太长，日本的防火墙总是要求把公司和投资的银行操作独立区分开来。富士通研究所研究员马丁?舒尔茨指出，还有很多各种限制，这些都是大问题。目前，投资公司都致力于把银行业务和证券经纪业务整合作混业经营，而在日本尚无实现之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会资金流失，也是这些日本银行所需解决的问题。”
20年前，英国轰然解除大量的金融管制，聚集了大批能说英文的从业人员，使伦敦超越德国的法兰克福，一举成为欧洲顶尖的金融中心。不过专家们认为，各大外国银行看来也打算留在东京，希望通过与当地金融机构合作，在日渐好转的日本个人投资者和投资银行的商机中分一杯羹，外国公司对日本公司进行恶意收购的情况逐渐减少。舒尔茨称，随着日本经济从长期萧条中逐渐复苏，东京将继续保持其巨大市场的地位，这是各大金融机构所无法忽视的。
香港：魅力不减
香港回归祖国的10多年间，香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不仅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和SARS危机的考验，实质GDP总量亦由1997年的1.22万亿港元升至2006年的1.73万亿港元。作为香港首要支柱产业的金融业，更是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今年跃居至全球第三。
数据显示，香港已是全球三大国际银行中心之一，成交额第六大的外汇市场，市值第六大股市，以及第四大黄金市场。以管理资产额计算，它是亚洲第二大基金管理中心。
香港交易所主席夏佳理指出，“香港资本市场10年来的巨大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中国内地企业选择到香港上市。”大量优质新股上市，吸引海外资金持续流入香港，港股成交空前畅旺，今年5月14日创下单日成交960亿港元的历史记录。与此同时，香港恒生指数迭创新高，5月15日创下21088.86点的历史新高。香港股市总市值也已升至15万亿港元，居于全球六强。
中银香港高级研究员谢国?分析，从长远角度来看，香港股市集资功能的提升，将推动香港金融中心的发展由银行主导转向股市与资产管理主导。他指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一般会依次经历3个阶段，即银行主导阶段、资本市场主导阶段和证券化阶段。香港的这种转型正是金融中心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日资银行撤退和银行间并购导致香港金融机构数量下降，1996年底，香港包括持牌银行、有限制持牌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在内的认可机构是368家，而到2006年则减至202家。
不过，香港金融机构素质并未因此下滑，反而有所提升。目前在全球前100家大型银行中，有69家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而香港认可金融机构的资本背景来自30多个国家，香港仍是国际银行网点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最近10年，香港金融管理局解除了对市场利率的管制，并放宽外资银行拓展分支网络的限制和外资银行进入香港的门槛，这是香港金融制度改革的显著之处，像是一场港式的“金融大爆炸”，推动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拥有全球公认最自由经济体系，背靠全球经济实力举足轻重的庞大经济体，香港成为21世纪更具规模的世界金融中心并非梦想。”一位香港评论家如此说。
上海：重振雄风
上世纪30年代，上海可谓远东的中心和金融中心，但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之下没落。金融中心有这样一些标准：资金相对集中，筹资融资功能强；各类金融市场兴旺发达，交易量大；与国内外金融联系广泛，有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套用这个标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是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当时的上海是远东的明珠，被称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全国金融首脑机关云集于此，著名大银行的总行几乎都在上海；集中了巨额社会货币资本，银行吸收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30%~40%，上海是金银外汇的总汇，是货币发行的枢纽。全国利率和多种金融行市围绕上海转动。
建国之后的上海日渐封闭，在改革开发之后甚至一路落后于南方特区城市。不过，上海在改革之后复兴世界金融中心的起点缘起于1991年春天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期间的一席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盘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这次讲话激起上海人心中的“金融中心情结”。现在，上海已经拥有中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以证券交易所为例，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是1990年时的55.69倍；而到2007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经在亚洲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日本，高于香港。
上海的金融魅力不止如此。上海对于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始终存在，不少外资机构把上海作为进入中国市场设点的第一站。2007年第一批获准在中国当地注册成立法人银行的4家外资银行全部选择上海作为其中国总部，这其中包括花旗集团、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东亚银行。这些外资银行现在都已经在上海具备了深厚的客户基础和良好的品牌认知度。
而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金融中心的“暗战”再度卷土重来。除了此前的深圳之外，北京在5月份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其中首度明确提出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此后不久，素来不事张扬的上海就高调出手，携手一行三会主办了陆家嘴高层论坛。论坛期间，各路重量级嘉宾300多人到场，其中不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等国内外金融界风云人物。
目前排名世界前50位的大银行，有80％以上在此设立了分支机构；“通用”、“英特尔”……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此同台竞技，合同利用外资已超过1500亿美元；上海经济正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
上海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国际交通，背靠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处太平洋西岸的中部和长江入海口，上海是联系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2004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55.4万标准箱，居世界第三位；上海口岸的进出口总额达到2800多亿美元，占全国1/4以上。
从位置上看，上海地理环境与纽约、伦敦很相似。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地区也是当今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增长最快的区域。该区域交通便利，市场运行基础好，是中国最富裕与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而且区域内人口众多，气候适宜，发展潜力大，经济仍然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都市群身处中国南北两极的中间，具有很强的辐射空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通过辐射长三角区域，进而辐射全国。
从国际上看，上海也处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黄金要地。世界范围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趋向于三极化，即在全球三大时区中形成3个较为均匀分布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鼎足而立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既为经济全球化提供24小时世界连成一体的服务，又便利各大经济区域的金融活动。由于纽约与伦敦的地位已经确定，且十分稳固，第三极的地理位置就被它们所限制，而上海的位置恰好符合与它们合理分布的要求。
繁花似锦背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再次确立，而在2008年中韩论坛上，上海明确提出了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目标。中国金融中心之争再次摆上桌面，一个微妙的变化是，上海与香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并存的“双中心论”得到不少出席中韩论坛的与会嘉宾所认同，只不过所需解决的是上海在国内目前资本项下管制的大环境下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与美国的金融中心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不同，中国目前的金融创新也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好，都是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导的。这其实跟计划经济时期国有银行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在一些专家看来，这正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体系所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
另有研究人士表示，目前国有控股银行的最高层仍由中央组织部任命，这也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而国家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管理也许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系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受更大损失。
曾与一位原国民党财政部国库局局长、解放前一家保险公司总经理等旧上海金融人才同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同事的乔依德认为，而上海自近代形成的金融氛围，远东国际金融时期吸纳的金融人才，是后来金融制度改革难得的遗产，也是上海能再次将金融中心作为建设目标的重要条件。
站在大时代的背景来看，亚洲“金融中心热”背后的推手是经济转型。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认为，金融中心背后是金融主导权争夺，而金融主导权的争夺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优化的必然结果。正如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所言，长期以来东亚国家一直在为超级资本打工，如今这些东亚国家上辈子打工换来的积蓄正在试图接近超级资本，建
设金融中心正是东亚国家赶超心
态的最佳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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