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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中的拔举什么人才，如何拔举人才，是和为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拔举人才分不开的。不同的社会会把不同的个人德行、才能、素质确定为“优秀”的标准，并以此拔举不同的人才。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拔举什么样的人才，而什么样的人才则又会帮助再生什么样的社会。
1813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人和人之间有一些自然贵族（优秀者），因德行和才能而优秀。还有一种是因为财富和家庭身世而成就的假贵族，他们既无德又无才……自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治理的宝贵的人才”，一个好的政府制度，“必须能有效地让优秀者担任治理的职位。……假贵族是政府治理的祸害，应该有制度法规防止他们得到升迁。”
杰斐逊是在就美国的共和政体和民主治理发表他的“人才”观。早在1779年，他就提出，民主共和的治理离不开有良好教育的公民，公民在选举中选拔美国的治理者，有什么样素质的公民便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人才。因此，他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中提出了“更广泛传播知识”的提案，建议通过对所有的儿童进行普及教育，实现消除公民政治不平等的目标。提案内容包括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3年小学教育，以公共奖学金的方式让优秀的贫困学生上中学和大学，成为未来的美国人才。
PART 1 并非“德才兼备”的政治人才
由公民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治理的是一个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和古典共和或专制制度的选择人才是不同的。这样选举出来的“人才”往往未必都是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者”，但是他们是现代民主共和的程序治国（法治）需要的人才。他们不是柏拉图在古典共和理想中提出的那种绝对英明伟大的“圣才”（哲人王）。圣才领袖是人治政治的最高人才理想，他德才兼备，高瞻远瞩、无比英明，只有他才具备选拔政府人才的能力和权威，他选拔出来的人才一级一级地选拔其他的人才，以此建立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制度。这种理想型的人才治理模式稍有偏差，便会变质沦落为专制，因此至今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在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中，国家治理的人才是自下而上地由那些自己也许并不德才兼备的普通公民挑选出来的。有人嘲笑美国民主太迁就低水准的普通选民，他们的选择标准“太不靠谱”，说变就变，就像这次中期选举中，不过两年的时间，就不再把奥巴马当作实现变革要求的人才。
的确，除了一些基本的习俗道德素质，如诚实、虔诚、宽容、尊重他人，美国人挑选政治代表时并没有太高的“道德”要求。至于“才能”，选民们要求政治人物做到的，无非也就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在有限的任职期间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连经验和资历也都是次要的。这次中期选举中，许多选民因为不满现状，把选票专门投给政治新手，偏偏叫那些有经验有资历的下台，便是眼前的例子。
这样的政治代表选择机制，自然不一定能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人才。其实，美国选民并不想作茧自缚地推举、拥戴一些无比圣明的领导者，再由他们随意把自己强迫改造成另外一种新的“人民”。美国选民只不过是要挑选出一些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暂时服务人员，做得好就继续暂时做下去，做不好就请他下台。
不能代表选民利益的政治人物，再如何德才兼备，都不是选民心目中的“人才”。就选拔政治人才而言，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是比较安全的制度。选举不一定能够拔举优贤，但至少可以作为多数人参与政事，遏制暴政，预防专制的有效方式。选举虽然可能一时选出无良不才的人物，但那总比受害于永久的独裁政治要可以忍受一些，再说，无论前一次选择有多么失败，下一次总还有纠正过来的可能。民主政治的选才是以自由、公平、公开的竞争程序正义为其合法性的，也是为帮助维护和再生民主生活秩序为目的的。
PART 2 民主社会的科技人才
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但是，现在美国的许多科技人才却是来自外国，每年引进的人才超过20万人，而美国自己的教育机构只能满足高科技人才需求的1/3。在美国，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可以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几十倍，他们的收入包括美国公司普遍设有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包括：奖金、利润分成、收益分成等。而且，美国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比较成熟的住房市场，可确保移民美国者生活无忧。这种安定的生活对许多科技移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由于市场完善，人才供求的双方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吸引、整合、推进之下，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进行双向选择，实现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最佳组合，使各类人才总体朝着自身贡献最大增值的方向流动。
除了待遇，美国安定的生活秩序和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是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主要原因，而提供和保障这种秩序和环境的，则是美国基本的民主法治制度。必须看到，外国科技人才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而未必是它的主要维持者。很多科技人士不过是经济移民，在政治上并不一定认同民主制度，更有出于狭隘文化民族主义，为专制和不民主政体当辩护人的。
PART 3 成功人士未必都是人才
在美国，勤劳致富是“成功”的标志，美国人以前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优者胜出”择优机制，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但美国梦对许多美国人并不灵验，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优者胜出”的实效性发生了怀疑。
“优者胜出”或者“胜出者必为优者”，这样看待个人才能与成功关系，便是“优者成功论”（meritocracy）。 在美国，“优者成功”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种与“公正”有关的社会理念。许多有识之士对它保持一种虽不蔑视但却怀疑的态度，他们看到现实中许多非优秀者成功的事例，但却并不轻易放弃这个社会公正的理想。200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优者成功的神话》的书，2009年又接着再版，便是这种态度的一个代表。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最受瞩目的“成功”指标便是“有钱”，有钱的人总是想让别人相信，他们是因个人优秀才成为成功人士的。《优者成功的神话》要戳穿的正是这个纸糊的假象。许多有钱人确实很有“才能”：聪明、能干、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但是，他们的成功，真的全然是因为有才能，所以得到命运的特别奖励吗？有研究发现，聪明、能干（“高智商”）在事业成功中最多只起到10%的作用，而最努力工作、吃苦耐劳的恰恰是那些从事很低酬劳的工作者。如果考虑到“有钱”可以指“收入”和“财富”这两种不同情况，那么拥有财富的“有钱”便更少跟个人的“优秀才能”有直接关系。
在缺乏分配正义的制度环境中，不具有“优秀才能”的人照样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这是因为这样的制度环境奖励另外一些与优秀无关的，甚至背道而驰的“才能”：拉后台、找关系、内线交易、贿赂权力、偷税漏税、弄虚作假。幸好这些情况在美国并不多见。一个社会里，越是有可能凭借非优秀才能成为成功人士，优秀才能就越有可能被轻视、冷落，无从施展。这样便会形成“社会上升的非优秀障碍”（ 越是坏人越能事业发达）和“阶层固化”（不管多么优秀，穷人就只能是穷人，无论多么平庸，有背景总能亨通发达）。
在美国，关注才能和成功问题，成为一种旨在提升社会正义的价值探索：什么是一个好社会需要的优秀才能？社会应该如何认可优秀才能？如何不堵塞优秀才能的社会上升通道？如何辨认并遏制那些对社会道德有毒化作用的才能？关注人才问题，不是要找到某种发财致富的“成功配方”，目前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就是这种“成功配方”故事。关注人才问题，是为了看到，有什么样的群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人才共识,也就有什么样的群体。如果一个群体总是特别奖励一些“才能”(弄虚作假、拍马逢迎、谄媚权力),而冷落另一些才能(诚实无欺、理性思考、独立判断),那么他们就是在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在向世界宣告他们生活的是怎样一个社会。
PART 4 人才是如何炼成的
美国的人才培养，包括科技人才培养，是在美国的民主教育制度中实现的，并不仅仅依靠外来的人才输入。教育是社会的职能，学校是特殊环境。教育本质上是社会的职能，并不是学校固有的职能。在培养人才上，美国学校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提供一种“简易的基本的社会环境”；第二，把社会环境加以理想化，排除掉无价值的因素，以使它成为“改良行为的媒介”；第三，创造一个更全面、更好、更平衡(人人都有机会)的环境，以便青少年不受其狭隘环境的限制。
现实中的美国教育未必能做得很好，但是，学校培养的，被社会认可的人才，都不能脱离这三点去理解。这从美国中小学的公民教育，美国大学的招生标准（特别强调为社会服务的课外活动和领导能力）和人文教育（特别强调自由个体的独立思想和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文科人才（法律、新闻、传媒、文化、人文学科）也因此更具有鲜明的美国民主特色。
正如杜威所说，“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而教育起到的是实现“民主生活”的职能。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里，教育方法、内容、精神彼此不尽相同。对民主社会可以提出两个衡量生活价值的标准：第一，一个群体的利益，使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到什么程度；第二，这团体与其他各团体的相互影响，能否圆满，能否自由。以此标准，如果一个社会很少有公共利益，社会分子之间没有自由的相互影响，有一些人成为主人、特权阶级，而其他人则成为什么都不是的P民，利益集团把其他群体排除在外，那这个社会就是反社会的。
人才选拔和科技发展不是它本身的目的，“人才”和科技可以帮助提升民主生活的品质，也可以加强和维护专制制度。贡献于这两种目的的“才能”是不同性质的，从18世纪富兰克林以“公共精神”主张开办注重实业知识的“学院”（academy）开始，美国的教育传统就一直没有忽视过这一区别。
（作者系美国圣玛利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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