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建设“两个中心”的意见强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流动自由的金融人力资源体系。

　　“十二五”期间的发展预期目标为：到2015年，全市金融人才总量达32万人左右，列入中央和上海“千人计划”等的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达100名，金融领军人才达200名，持有国际通行的金融职业资格认证证书的人才达1.5万人，占从业人员的比例达5%左右。总体上，逐步建成开放度高、融合度高、集聚度高、贡献度高的国际金融人才高地。

　　近年来，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加快，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金融机构加速集聚，金融人才高地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2011年末，在沪各类金融机构总数达1136家，上海金融业从业人员达23万，分布于各类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和服务部门，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和资产管理等金融业态。金融系统列入中央“千人计划”人才共6名，列入上海“千人计划”人才共13名，列入上海市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共39名，列入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共4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共11名。

　　海纳百川，引进与培养并举，高端引领与整体开发并进，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紧缺金融人才，加快培养金融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上海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不限国籍、户籍，不限地域，以国际化视野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继续加大各类优秀金融人才引进力度，尤其注重引进“体制外”和“海外”优秀金融人才。通过不断扩大金融人才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空间和范围，加强金融人才开发的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高本土金融人才教育培养的国际化程度，实现在全面开放、相互竞争中增强上海金融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这几年，上海持续加大海内外高层次、紧缺金融人才引进培养力度，积极创新人才引进方式，探索形成了“政府积极搭建平台、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的吸引集聚海内外金融人才的合力机制。目前，已先后五次组织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海外人才集中招聘活动，参与招聘的各类金融机构累计达140余家，累计推出了600多个岗位，其中不乏总监、部门高管等一批关键岗位，已录用海外金融人才120多人。目前，第五次海外人才招聘活动正在推进当中。

　　总体上看，上海在金融人才集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金融人才集聚效应初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金融行业吸引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近3000人，港澳台及外籍人士2000多人，一大批通晓国际惯例、具有丰富从业经验和良好诚信记录的海外金融人才，担任了金融机构的高管和高级技术职务，为企业借鉴海外先进经验，加快推进金融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新了一批金融业和金融产品，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土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初步体现出“引进一个人才、创新一项业务、带动一个团队”的效果。

孙敏杰：战略思维先人一步

　　上海人、工科生、外资银行、国际化、中西部、远见、银行家……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常务副行长孙敏杰的关键词很多，任何一个词都是一篇文章，他却集于一身。作为少数在外资行担任要职的本地人，而且分管战略规划、人力资源和财务等银行重要部门，孙敏杰需要拥有强大的跨文化管理能力，全行5000多人，来自本地、外地、境外、国外，各自文化差异大，当好这个家并不容易。

曾参与筹备法人行

　　在2007年外资银行法人化之前，东亚银行身处在华外资行的“中段”。当时监管部门要求排名前七的外资行申报材料，最终从中选取4家第一批筹建法人银行。孙敏杰说，按照旁人的眼光，东亚似乎是不可能入选的，是他在本土擅长沟通的优势发挥了巨大作用。

　　2006年7月，银监会开始就本地注册事宜和各外资银行展开沟通。当时，相关方对如何改制都没有成型的想法，甚至是否需要单独的法人银行，当时也没有定论。

　　转制过程涉及的部门和业务众多，筹备工作需要细心、再细心。“比如，系统怎么更换，票据怎么更改，贷款、抵押凭证、自有资产等内容怎么变更，如果操作层面完不成，我再去和银监会沟通。”提起这些，孙敏杰感慨颇多，“每天上午9点，我要和法律团队开会，讨论法律方面的筹备工作。1个小时后参加财务团队会议，之后，内务团队会议开始。”孙敏杰说，那段时间，他天天晚上11点多下班，早晨四五点钟就“迷迷糊糊醒来”，就这样大半年没有周末。

　　此前，东亚银行与客户共签署了66种、42000多份合同，改制意味着这些合同都必须以新主体的名义重新签署。但这些合同如何转移，如何分类？同业负债类合同、理财类合同转移的操作方式有何不同？“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也是每天和律师开会讨论的主题，有时一开就是3个小时。”

　　孙敏杰说他想的比监管部门还要多，和几个大行不同，他带领的转制团队甚至把监管部门的担忧都考虑进去了。东亚的验收流程更是成为之后外资银行法人化验收的范本。

　　如今，人人皆知东亚是首批4家转制外资行之一，业务也迅猛发展，跻身第一梯队名实相符。

跨文化管理出成效

　　当其它外资行还在犹豫是否要将数据中心移到中国境内，或者还在考虑搬迁的成本问题时，先人一步的孙敏杰已经在指挥实实在在地操作了。3年之后，东亚的数据中心率先完成迁移，成本也并不高，收获了法人化后的各项第一：首张外资行人民币借记卡，首张外资行贷记卡……

　　业务领跑首先要观念领跑。早在1992年，孙敏杰就全面领导率先引进外币信用卡在境内的结算清算业务，使得东亚银行成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试点该业务的唯一银行。其后，“东亚经验”更获得充分肯定，监管部门决定针对该领域在境内进一步开放，允许其它外资行进入。

　　孙敏杰说，数据中心放置在境内首先需要合规，对业务发展也具有正面推动作用。理解了监管部门的想法，很多工作开展就会顺畅得多。以往领跑的老牌外资行，这回落在了东亚的后面。

　　这就是他“换位思考、有效沟通”的跨文化管理理念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换位思考无处不在，银行与监管部门，上级与下级，香港同事与内地同事，东部与西部。看似矛盾对立，在孙敏杰的跨文化“化合作用”下变成了动力。他第一次独当一面，便是2001年到2006年担任西安分行行长期间，这是本地人首次担任东亚银行分行主管。他积极与当地监管部门沟通，使得东亚的人民币业务先于入世规定的开放时限一年在西安落地，西安分行规模、利润和资产质量均排名当地外资行中的第一。靠着坚持多年的文化培育，东亚银行也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24个分行行长，有多位来自西安分行，而非业内传统的北上广。

　　具有国际视野，加上本地经验，跨文化管理能力成就了孙敏杰，也成就了在沪的外资行。

　　本报记者 陈韶旭

张惠岩：回国效力计划已久

　　每天早上7点50，张惠岩已经步行了25分钟从家里到了上期所自己的办公室坐定，担任上期所首席金融工程专家的他积极参与新产品研发，同时组建上海期货衍生品研究院，推动上期所国际化进程。新产品开发包括石油期货，期权，商品指数，以及碳排放期货的研究。他所领导的一个团队研究中国以及国际期货市场流动性，率先提出期货流动性指数，研究影响期货市场流动性的因素和提出相应对策，目前流动性指数正申请国家专利。
　　

上期所来了外籍博士后

　　这些年，上期所一直在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根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对外开放”工作的要求，借着原油期货上市的契机，着重引进一些熟悉境外期货市场业务的中高端紧缺急需人才，如掌握原油期货境外交易模式的特殊人才等。张惠岩说：“上期所正着力去解决制约交易所发展的人事管理问题，坚持以人为本，以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为重心，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规范人事工作内部管理。”

    说起上海期货交易所最近的新鲜事儿，那就得数张惠岩所领导的博士后工作站，来了两位海外博士后。一位是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华人王任，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致力于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另外一位是美籍韩裔朴博士，是进行投资者行为研究的。

    恰逢上期所正在进行国际化，张惠岩一来，便在美国知名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的人力资源网站上打出了上期所的广告。很快，许多外籍人士慕名而来。他们看重的是中国未来巨大的金融发展潜力，同时，欧美经济低迷，研究工作也确实不好找。此前，他们也缺少了解中国的途径。

    张惠岩说，朴博士就非常典型，他看重交易所拥有的一些数据，有助于他的研究。同样，换了眼光，上期所的国际化也从细节上更贴近世界。比如原来的上期所英文版网站并没有引起太大注意，朴博士一来，便指出了其中不合老外使用习惯的可改进之处。
　　

协助野村“逃离”次贷

　　张惠岩回国前，曾任华尔街野村证券(纽约)副总裁。野村证券是亚洲最大的投资银行，张惠岩领导一个团队负责复杂金融衍生品研究和风险管理。在美国次贷危机逐渐爆发之时，他帮助野村证券于2007年第三季度第一个在华尔街关闭次贷业务。当时的产品折价相当于100美元可以收回90多美元。之后的惨烈有目共睹，很多机构血本无归，雷曼兄弟宣布破产。而逃过一劫的野村证券，却因次贷损失微小而有能力在2008年成功收购破产的雷曼兄弟亚洲和欧洲的业务，使其向华尔街一流投行大幅迈进。

    不过，从美国回来，张惠岩的收入大减。对此，他也仅仅是嘿嘿一笑，说自己并不只追求金钱，而回国已是计划已久的事情。
　　

坚持致力于学术研究

　　在进入华尔街以前，张惠岩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任顾问/经济学家，负责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欧洲一体化的研究。

    他在美国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学术期刊发表英文论文数篇，自己也出版过一本有关美国经济复苏的英文专著。来到上期所，他曾应邀多次在世界国际金融学会世界首席经济学家大会、美国彭博社、美联储、香港金管局、摩根大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上海论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等机构和活动中作报告。值得一提的是，张惠岩是美国最顶级的非官方经济俱乐部——纽约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仅有的几名华人成员之一。

　　本报记者 陈韶旭

鲁政委：迷恋“数里乾坤”

　　尽管顶着“预测帝”的雅号，时常亮相于各种演讲场合，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却喜欢把自己称作“市场分析师”，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数里乾坤”——“从数据里来，到数据里去”，并借此给出准确的趋势判断，乃至前瞻性的建议。

　　鲁政委是湖北人，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西安，随后在北京读了博士，毕业之后来到上海求职，加入兴业银行市场研究团队。两年前拿到“上海金融领军人才”称号后，他自谦地说，这首先是上海市政府给他的东家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这个“外来户”的鼓励。

自认只适合做研究

　　“找工作那会儿，我觉得我自己只适合做研究。”谈到自己从事的经济研究工作，鲁政委颇为感慨，“至少要找一个你不讨厌的工作，而我很幸运，找到了我所喜欢的。要知道，一切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地超过责任感。”

　　在他看来，研究工作很难精确量化考核，同时又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一个人从心底里喜欢研究并不以为苦，是确保高水准研究成果的前提。

　　不过，在现实中，收获名气往往意味着更忙碌的生活。鲁政委坦诚，和过去几年相比，最近写的报告数量有所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出演讲次数和所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

　　“一个分析师如果做得很好，一定会经常出差。”他去年就奔波在一些国家部委的专家座谈会和各类培训会、兴业银行各分行的市场营销推介和同业机构举办的同业交流会议之间。“也许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受到的邀请多少代表你受认可的程度，但也要控制节奏”，他希望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分析。

　　面对越来越忙碌的工作，鲁政委常常不能抽出更多时间锻炼身体和陪伴家人，现在他最向往的就是周末能够不出差，可以穿上运动鞋，出去走一走；或者泡一杯茶，躺在沙发上，吹吹小风。

经济预测是门学问

　　对于分析师来说，预测准不准确是项“硬指标”。

　　2007年1月，在整个市场基本上认为全年准备金率最多只会上调4次、13%是未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极限的情况下，鲁政委大胆预测，最多上调7次、很快将达到15%、极限水平将在23%左右。实际情况是，当年央行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1月达15%，2011年6月抵达最高水平21.5%。

　　2010年10月至2011年11月，他的团队更是连续14次精确预测央行政策出台窗口。

　　鲁政委说，很多政策判断并非简单的二选一，如果一个分析师判断的准确率能有50%，那其实已是相当优秀了，“我觉得偶尔预测错一点没关系，关键是要营造一个大家都愿意、都敢说的氛围，这样才不会扼杀一个分析师前瞻性研判的价值。”

　　对于如何给出政策判断，同时避免市场误解，鲁政委也有感到很为难的时候。“业务部门想要从你这里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但作为分析师还应站在社会责任感及个人主见的角度去谈‘应该’怎么样。”因此，有时候当他在说“应该”的时候，市场却认为他是在说“会”，而在很多时候，分析师认为“应该”的政策不一定就“会”出台。

传递来自上海的声音

　　“上海宽松、开明的环境对外来的金融机构和人才形成了吸引力。”鲁政委常说，他喜欢上海良好的工作环境——更开放的社会心态、更富激情的创业氛围、更审慎的金融监管水平。“在这里，同事和领导都在想办法给你提供一个进步的通道、成长的机会，使得你能够发挥专长，这是非常重要的。”

　　与不少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都有着海外求学背景或国际机构工作经历不同，鲁政委的教育经历完全“本土化”。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希望，就是有越来越多熟悉中国市场的原汁原味的本土分析师成长、涌现出来，在全球传递出更多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动态，传递来自中国上海的声音。因为鲁政委认为，上海跻身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而金融中心的典型标志就是“定价权”和“话语权”。他说，国内分析师对人民币产品比海外机构更为了解，他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向全球传递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声音。

　　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鲁政委的看法是，其实上海已经在许多方面具有优势，而要想最终实现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关键是三点：一是明确自身的定位，量力而行扎实推进；二是对西方金融思潮，去伪存真鼓励创新；三是创造良好监管环境鼓励金融机构落户，创造良好生活环境吸引人才落户。

　　本报记者 唐玮婕

陈光明：一贯喜欢“领跑”

　　陈光明出道非常早，而且完全是“本土型”人才，热爱工作，是一个喜欢和大家一起坐在格子间里办公的老总。

业内领跑

　　2010年，券商集合理财行业迎来了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国内首家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获证监会批准，在原东方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基础上正式成立。1998年，硕士毕业的陈光明进入当时的东方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担任研究员，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职业投资人。2003年，29岁时的他凭借出色的投资研究能力升任投资总监，两年后晋升为总经理。

　　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一颗坚定执着的心，让“领跑”成为陈光明和他所带领的团队的一贯姿势。陈光明和他所在的团队与一连串的“首批”、“首家”相关：1998年开始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2002年首批获得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2005年首批开展券商集合理财业务，2010年成为国内首家券商系资产管理公司。但领跑并不轻松。在众多券商的集合理财业务中，东方资产管理的资金规模并不大，却能脱颖而出，背后凝结着领头人的过人智慧与过硬实力。陈光明认为，支撑公司未来成长最重要的立足点有三：第一是追求业绩；第二是团队可以复制，保证业绩是长期的；第三是寻找到满意的客户。

宽松环境

　　获得优异业绩最重要的保证是人才。由80多位各类专业人士组成的东方红资产管理团队一直以稳定性高而著称，既有证券市场征战多年的资深投资专家，精通定量分析的金融工程师，也有对宏观经济和行业有着深入研究的资深研究员，投资团队平均证券从业时间超过10年。

　　了解陈光明的人都说，他营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他本人也是一名投资专家，风格偏向稳健型，持股往往超过两年，变动也非常小。但他并不会要求其他投资主管的风格必须与他一致，而是鼓励百花齐放。他考核投资主管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利。如果经过长时间试验，投资风格可以固定和复制，他也非常愿意推广。

　　此外，陈光明非常注重培养机构自身的研究员。这些研究员基本上从学校毕业就待在公司，能够沉下心去做研究，研究报告也往往能够被同事所采纳来作为投资依据。如此形成良性循环，研究员能力越来越强，而投资赢利能力也更上一层楼。

　　长期优异的投资业绩带来了规模的稳步增长。截至2012年6月，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在管理人权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规模中排名第一，产品线丰富，已拥有“东方红”、“东方红-先锋”、“东方红-新睿”、“东方红-量化”等四大产品系列，正在运作的集合管理计划19只，居行业前列。陈光明管理的东方红4号，截至今年6月30日，在券商集合计划近3年的投资收益率排名中，以56.53%的收益率稳居第一，超越之前公募基金业近3年收益率排名第一的华夏策略精选（47.13%）近10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