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房事”可谓接连不断，“房叔”、“房婶”、“房妹”、“房姐”等先后闪亮登场。这些“房×”们拥有的令人咋舌的房产背后莫不隐藏着权力的影子。权力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其依附的权力更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收入分配改革，以至于已经酝酿了八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迟迟不能出台。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调节过高收入向来是达成社会和谐的根本举措之一。而调节的关键和难点是破除权力寻租所产生的巨额灰色收入。权力寻租的数额从改革之初批条子至多几十万元发展到今天土地寻租的动辄上亿元，其间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大多数人认为，权力、职业和行业是导致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因素，61.5％的人选择“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作为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三种不公平现象之一。权力寻租问题如果不能破题，调节过高收入就会流于纸上谈兵。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同时分配失衡问题也日益凸显，非市场因素导致的灰色收入问题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其《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中揭示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灰色收入有5.4万亿元。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63%.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以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的家庭来衡量，其人均收入差距是65倍。中国的贫富差距比想象的要大很多。

        因而，解决好灰色收入问题，是解决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关键。

        灰色收入之所以数目庞大，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灰色的社会。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灰色社会也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困境。一方面我们为此感到烦恼，甚至常常处于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我们又依赖于此，否则便会“水至清则无鱼”，丧失了生存的空间。因此，人们一方面在清扫雾霭，想要分辨黑白；另一方面又在制造灰色，以便从中渔利。

        看到每天都有高官或者富商栽倒在灰色收入地带，那些触目惊心的死缓判决似乎吓不倒后来者。还是那句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哪里有权力寻租，哪里就有灰色收入。灰色收入的背后其实是权钱交易，是官商勾结，是国有资产流失，是市场经济秩序的被破坏，是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是社会风气的日益腐败，是老百姓的怨声载道，是政府形象的严重败坏。

        灰色收入泛滥，其有害性往往指向民怨沸腾，破坏社会稳定，但从经济学发生的角度看，最大的害处还在于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阻挠了产业分工，并最终影响了经济总量，使得国家的发展速度延缓，所以，即使仅仅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即使从国家的终极利益出发，也必须马上拧动改革的钥匙了。

        灰色收入泛滥，源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为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等违法违规行为留下了空间。如果在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之下，权力不得不在自己的轨道内规规矩矩地运行，不给掌权之人留下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空间，自然也就没有了各种“灰色收入”和不当利益。

        但是建立健全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固然重要，而改革更需要从深层次上下功夫，加大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力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改革开放30年，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的背景。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政府掌握过多的资源都不是社会之福。计划经济时代，它导致特权分配；市场经济时代，它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权力私有化。不解决权力控制过多资源的问题，单靠监管是解决不了权力寻租或曰灰色收入的，因为利益太大，民间社会和百姓处处求着政府而无力监督政府，而监管者也会参与到分肥体系中来。那样，民主和法治都将没有可能。事实上，政府已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

        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制度成果，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成为目前经济社会领域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体制性根源。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重点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我们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要按照“放权、简政、服务”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坚决取消一批、下放一批、向社会转移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并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根治重审批轻监管的痼疾，着力建设精简、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坚决防止并严肃惩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到位了，政府的职能回归市场经济的本位了，权力的空间、范围理顺了，加上有效的权力监督约束，灰色收入就会从根本上得到上遏制，相应地“提低、扩中、限高”的收入分配改革目标就会较为顺利地实现，而能够使绝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橄榄型”社会也就离我们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