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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国的教学是模仿苏联，把学科分得越细越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复合型金融人才与交叉学科，是金融教学的发展方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的这番话，似乎在解释这家拥有深厚政府背景的金融学院的“变迁”。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也是我国金融系统第一所专门培养金融高级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由于它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国内金融界将它称为“五道口”。
去年3月，被誉为中国金融业高管摇篮的“五道口”，与清华大学合作，重新更名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吴晓灵说，五道口将引入清华大学多学科的教学优势，进一步拓宽教学资源，最终形成“业界教学与学术界教学”的完美结合。
只是，如何延续“五道口”以往的政府背景与金融业界资源，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同样需要找到一个教学平衡点。
《21世纪》：当“五道口”与清华大学合作发起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时，很多人感到惊讶，一家拥有深厚政府背景的金融学院，为何与一所钻研学术的大学合作？能否谈谈其中的合作背景？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是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也是国家相关部委开办的首家金融培训基地，为中国改革开发贡献了很多金融人才，很多国内大型金融机构高管，也都出自五道口。
但是，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发现国内经济发展更需要复合型金融人才，比如银行高管不能只懂银行业务，要了解各个产业的发展前景与经营风险。
当很多大学都开始聘请海外教授培养国际化人才时，我们发现五道口在这方面的发展偏慢了。再简单依托部委办学的方式，未必适合培养新一代金融业精英。于是，我们决定将“五道口”与清华大学合作办学，借助清华大学在众多交叉学科的丰厚教学资源优势，给五道口学员提供更多学术性金融知识，并与“五道口”原先的金融业界领袖教学模式相结合。
《21世纪》：您能否具体说说，清华大学的教学资源，是如何与五道口原有教学模式相结合的？
吴晓灵：目前，我们的研究生与博士生培养，都是采用双导师制，即一位是来自金融业界的导师，一位是来自学术界的导师，这样能让学生能迅速将最新金融创新理论知识“学以致用”，通过金融业界导师的经验指导，很快解决各类金融创新难题。
在教学方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开始借助清华大学的师资力量，建立自身的金融领域基础学科的教师团队。在此之前，“五道口”是没有自己的基础学科老师。
除了清华大学的师资，我们也自主从全球招聘优秀的金融学科教授做专职教师，增加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金融学术研究力量。
《21世纪》：目前，金融学术界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如何建立完善全口径精细化的财政预算制度。财政部很快得为预算法修订三审做准备，预计下半年将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您对建立全口径精细化的财政预算，有何看法？
吴晓灵：要制定全口径精细化的财政预算，需要统一对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的认识，规范各类资金的收支原则，不能简单授权国务院制定办法。关于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的制定，预算法二审稿就写了一句话，但是这些预算的收支基本原则是什么，基本审批程序是什么，如何管理，我想一部法律应该给予界定。
预算法的修订，要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确保财政收支公开透明。目前分散设立各种用于预算资本收支的财政专户，是不利于预算资金全面清晰的，也容易滋生权利寻租和腐败。而修订预算法需要克服的主要矛盾，则是财政资金分散在很多层面，某些基层政府在外开列的专户资金，往往大于国库资金，这不利于加强预算的透明度。
《21世纪》：近期，理财产品频遭投资者投诉，直指理财产品销售环节的各类违规与虚假宣传行为，部分用户会认为政府会给这些“违规销售”理财产品“兜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吴晓灵：事实上，政府兜底的风险处置方式等于害了老百姓。长远而言，每个金融消费者必须要有自我保护意识与风险自担原则。
但是，中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层面，同样存在三大缺陷。一是在法律法规层面缺乏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明确规定。尤其是消费者应该享有六方面的权利：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权、损害赔偿权、受教育权；二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落实不力。目前，风险信息披露不充分，会误导消费者。而霸王条款，理赔程序烦琐，上市公司侵犯投资者权益的情况依然屡屡发生；三是消费者教育不到位，消费者保护意识不强。这某种程度令消费者养成理财产品出了问题，找政府兜底的心理，但这种心理未必能常常获得成功。目前，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严格地估算投资风险，加强投资权益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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