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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在广州番禺区某企业打工的一名渝籍女工，工作中不慎被打磨机伤及左眼，被认定工伤并鉴定为伤残八级。2011年3月在区仲裁委主持下，她与单位签署了《调解书》，解除劳动关系，获得一次性工伤赔偿6.8万余元。但女工左眼伤情持续恶化，2013年7月，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女工伤残等级为六级。同年8月，女工以工伤伤残晋级为由，向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公司支付其工伤晋级的赔偿差额9.2万余元，并恢复劳动关系。仲裁委不予受理。随后，女工向区法院提起诉讼，区法院不予受理。女工上诉至中院，中院驳回上诉。女工向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高院指令番禺区法院受理此案。今年2月，一审法院判令公司应以工伤伤残六级的标准支付女工工伤待遇（差额）及各项损失11万余元，不支持女工与用人单位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当事人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7月8日，终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笔者看来，这个案例很具有“标杆”意义，意义在于怎样对待已生效的劳动争议《调解书》。对于民事纠纷（包括劳动争议）的处理，调解向来是我国一项依法解决纠纷的良好传统举措，只要有官方及官方认可组织主持的调解，当事人只要在调解书上签字，任何一方反悔都难以得到执法人的支持。所以这位工伤女工从劳动仲裁到区法院和市中级法院，申请仲裁和诉讼都不予受理。然而劳动纠纷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因为劳动争议双方地位不平等，存在较为明显的强势和弱势之分，这会让弱势的劳动者不太清楚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什么，很可能落入强势一方“恶意调解”的圈套。
2008年，登封市一个煤矿的一位井下农民工，工作中被矿车挤伤左手，左手食指截除两节。就在他住院期间，在市仲裁委工作人员主持下，懵懵懂懂的农民工在一份调解书上签名，同意“不通过工伤认定和伤残鉴定，企业支付1.3万余元后，放弃其他一切待遇和诉求”。第二年，他才听人讲工伤赔付远不止一万余元。后来，他的工伤鉴定为九级伤残。他要求企业按法律规定的工伤伤残标准，支付他的一次性工伤赔偿金，可就是因为他签名的调解书，他的仲裁申请和起诉都被“不予受理”。哪怕他已经有了工伤认定和伤残等级鉴定的新证据，也是维权无门，五六年来他还在上访途中。显然，这个农民工是被“恶意调解”了，因为没有工伤伤残等级鉴定之前，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权益是什么，而参与调解的政府官员，就算没有与侵权企业沆瀣一气，也有渎职之嫌。
调解是及时解决民事纠纷和防止讼累的好形式，可这个形式的核心内容应是法律的公平正义。如果在调解书中明显有欺诈当事人一方的条款，显示出明显的不公平，那么生效的调解书中至少部分内容应视为无效。执法人不能局限于对生效调解书“神圣不可侵犯”的认识，就对较为严重地侵害劳动者的行为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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