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线电话：15810289517 
今年一季度直接跌到6%以下都是可能的。想通过三招两式就把经济拉动起来，是对困难的估计不够充分。
《21世纪》：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急速下滑？“保8”的目标能否实现？
徐信忠：对于经济增长，我比较悲观。据说船运业务定单下降了95%，这个数据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但中国经济的下滑却是一定的。
受经济衰退影响的行业，首当其冲是房地产和汽车。我最近调研了一家企业：世界第二大玻璃制造商——日本的AGC。该公司去年10月份的销售量下降了20%-30%。AGC公司生产的玻璃涉及房地产、汽车和家电等三个行业，除第三类的情况较好外，房地产类下降了50%，汽车类下降了30%。这反映了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度。
阎庆民：很难说2009年经济增长率会是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财政一定会非常困难，财政赤字将扩大。去年11月和12月财政收入已经出现了负增长。2009年财政收入计划增长5%-6%。从历史数据来看，财政收入的增长都是超过GDP的，今年的计划却是低于GDP增长。从这可以看出，今年的形势将会很严峻。
另外，四万亿投资需要一个投入的过程。国家发改委批得再快，通过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等部门，经过审批、办手续、提款、实际性注入等环节，至少得有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应充分估计今年的困难。我认为GDP能够实现8%的增长，财政收入能够实现5%-6%的增长，财政赤字可能会扩大到2000亿。
高善文：各方的共识是经济会加速下滑，实际情况恐怕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现在谈保8%或保9%并不现实。我认为，今年一季度直接跌到6%以下都是可能的。想通过三招两式就把经济拉动起来，是对困难的估计不够充分。
例如，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就不会那么快。大家都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但房地产市场存在两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第一是价格系统性高估。到底高估了多少，见仁见智，但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至少在20%以上。房价高估了20%，并不意味着下跌20%就可以平复。
第二是存货严重过剩。由于人们对房价难以形成共识，导致销售量下跌，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存货过剩，目前的存货水平至少是正常存货水平的两倍左右。这意味着，按照现在的速度，即使新开工面积降为零，存货调整到正常水平仍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而且，市场往往会出现超调。在存货清理完之前，房地产业是起不来的。
倘若房价很快调整到位——比如房价在现在的水平上下跌40%，出清的过程就会非常快。但是，这40%的跌幅一旦发生，就会给银行带来极大的挑战，银行保护垫的厚度是不会比40%高出多少的。
总之，房地产存货在2010年才有望调整到相对正常的水平，今年会非常困难。
都说中国经济有三个车轮：房地产、汽车和出口。房地产这个轮子已经泄了气，其他两个情况也不好。
汽车生产和销售的降幅是两位数，存货严重积压。通常4S店的存货需要控制在销量的60%以内，但现在已经超出这个水平。
汽车为什么会如此困难？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股票市场把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消灭了。中产阶级在此次股票市场上损失的财富，大概相当于过去三年的积累。第二，很多人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预期都不乐观，自然不会轻易买车。第三，油价还是比较高，前次上调油价对于汽车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不经过六个月以上的调整，汽车行业清理不了存货，而且，调整应该建立在汽车行业增长的基础上。
从出口来看，下降的深度和房地产相当。很多国际投行都估计，2009年中国的出口是零增长，这太乐观了，我认为应该是负的两位数。原因有三：
第一，出口的成本在上升。以占中国出口10%的服装业为例，人民币汇率升了20%-30%，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又使一次性用工成本上升了20%。很多从事服装生产加工的企业已经倒闭。2007年出口的实际增长率是20%，2008年是10%，今年还会更低。要等到结构升级完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二，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再平衡给中国出口带来了压力。这种调整不是一年就能够结束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2007年已经下降，2008年在剔除价格因素后也没有增长。
第三，全球经济的周期性下滑也打击了出口。1998年中国出口增长率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01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这次的情况会比那两次更糟糕。10月份外贸出口同期增长还在17.6%，11月份一下子变成负值，今年出口下降10%也是不足为奇的。
从历史数据来看，中国的出口出现过多次“塌方”，调整的幅度远远超出3-5个百分点。
去年是纺织、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受到重创，机电产品没有受到影响，今年是所有出口行业压力集中爆发的一年，出口肯定会急剧下降，其他行业包括货运、造船、发电等，都面临同样的困难。
这还只是直接影响，出口行业的不景气，还会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我看今年一季度GDP增长率跌破6%甚至更低都是有可能的。
防风险：企业利润下降殃及银行
中小企业破产、存贷差缩小、房地产贷款风险加大，这三大问题合在一起，构成了对商业银行的冲击。
《21世纪》：明年中国企业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都将受到严峻考验，这对于金融和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评估银行面临的风险？
高善文：中国企业的资产质量及盈利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去年经济“塌方”之前，企业的平均ROE是15%，上市公司中较高的是20%，工业企业也达到了15%。从这个水平下降到8%，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同期，银行的存贷款平均利率水平则几乎降至3%。从历史序列上看，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之前，企业的资产质量、现金流、盈利能力、杠杆比例几乎都处于最好水平附近，企业是从快速盈利的状况转变为突然“塌方”。今年上半年企业的利润减少30%并不奇怪。但是，考虑到去年利润基数较高，而且今年利率下降，其实企业盈利能力没有像增长率显示得那样差，资产负债表仍然会处在比较安全的状态。
徐信忠：中国的银行业正处于非常紧急的关头。中小企业破产、存贷差缩小、房地产贷款风险加大，这三大问 题合在一起，构成了对商业银行的冲击。
阎庆民：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之外，应该再加上“防风险”。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贷款中蕴含着风险。而非股市。
国家对待房地产业是比较审慎的，但站在银行的角度来看，该行业的泡沫还是很大。国务院常委会近期出台了拉动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但是，如果市场打不开，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公司就会面临还贷困难，就可能把风险传染给银行。因此，今年银行的风险防范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房地产业，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准入机制要重新调整。中国很多房地产企业并不专业，一些央企看到房地产行业利润很高，便都拿出钱来做。这些企业对银行而言是黄金客户，但它们从事房地产经营可能会有很大风险。因此，建设部应当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准入的管理，特别要明确对央企从事房地产投资的监管。
第二个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外资企业在华贷款风险加大。中国的银行在发放外资企业贷款的时候，通常并不知道它的母体企业的现金流量和财务实力，也没有考察其经营状况，只知道它是英国、美国的企业，或是世界500强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出了事情以后，中国的银行没有对母公司实施追诉的权力，因此，只要中国的分公司一出事，损失就留在了中国。
所以，对于实体企业，尤其是制造行业，我们应当争取将公司的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限定在大中华地区；对于非实体企业，如金融企业，若要从事零售业务，应当要求其把数据业务转移到中国境内，起码也要放在香港。这样才便于控制风险。
调结构：先理清“重投资轻消费”的根源
《21世纪》：如何解决“重投资、轻消费”的长期结构问题？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点在哪里？
王自力：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谈转变增长方式、启动内需，为什么启动不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贫富差距过大：85%的财富掌握在15%的人手中，而85%的人只占有15%的财富。特别是县和县以下非农业人口，本身没有什么产业，很多人每个月挣200元都很困难。这是当年的发展战略给今天带来的后遗症：贫富差距过大，没有购买力和有效需求，如何启动内需？
英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国库全空了，但他们仍然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准，即每个月1000英镑。当时英国的几千万人口，每个人都拥有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后，需求带动供给，英国经济很快得以恢复。无独有偶，西德在二战以后也是靠建立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恢复起来的。
改革开放30年来，GDP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要让最底层的人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就需要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这样，内需才能被启动起来。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英国二战以后拯救经济的做法。
经济一旦衰退，个人就会储存现金，流动性就会冻结，这时候，无论利率怎么降，都不可能刺激经济。日本现在几乎是零利率了，美国是0.25%，没有好的项目和投资机会，再过几个月，流动性陷阱就会出现。而当经济回稳的时候，流动性又会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出来，全球资产价格上涨。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想启动内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们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高善文：重投资轻消费，这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
轻消费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是消费倾向问题，第二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先看消费倾向。现在一谈刺激消费，都会谈及社会保障，涉及的就是改变消费倾向的问题，将中国家庭消费倾向提升到和美国家庭消费倾向一样的水平，这样消费不就起来了吗？这种也有道理，但是没有注意到统计数据的差异。
不同的口径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不一样的，现在对于中国家庭消费数据的统计是有问题的。我个人做过很多数据处理，我的看法是，如果把住房开支（包括购买住房本身）也泛泛地算作是家庭的某种消费的话，中国的消费倾向在过去四年中一直是在猛烈上升的，现在这一消费倾向上升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了。可见，消费倾向并不是大问题，老百姓并不是不花钱，只是把钱都花在了买房子上。积蓄都花光了，再怎么刺激，也拿不出钱来消费了。
再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在，家庭部门的收入占整个经济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上升很快。但是，包括预算外的收入在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就只有24-25%，而一般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个数字都在30%以上。所以说，中国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企业部门在收入分配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把企业部门剖开来看，最接近消费者的下游行业，如纺织、服装企业，其盈利能力及其占其整体收入分配的比重，在过去四五年间的上升并不是很明显；上升最猛烈的都是上游企业，如煤炭、石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以及和它们密切相关的行业。所以，企业利润的上升是建立在利润分配格局不平衡的基础上的，其背后对应的是整个经济结构在工业化、重型化过程中的巨大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投资轻消费的结构是市场自发力量形成的，我们无法依靠行政手段硬性纠正，只能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去调整。
促改革：汲取美国的经验与教训
《21世纪》：中国的金融改革应当从危机当中汲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如何进一步推进经济与金融改革？
徐信忠：如何看待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以汽车业、飞机业、化工业为例，美国与日本和德国相比，并不具备更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过去的100年中，这些产业的新技术均来自于美国。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上所有的技术创新、新兴企业也都在美国。为什么？这其中有金融的作用。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市场，前者带来了风险投资的机会，后者建立了完善的退出机制，没有它们，美国经济不可能如此领先。所以，我觉得金融依然是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根本点。
很多人觉得中国很幸运，我们的金融市场没有开放，躲过了大劫难。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永远不开放？我认为在全球化时期，一个国家在短期内不开放是可以的，长期不开放却是万万不行的。
中国30年的改革是制度层面的改革，下一步应该是人才的改革。很多人问，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是不是要垮了？我说单凭一点美国就垮不了——美国是全球人才最向往的地方。在硅谷工作的软件工程师中，只有30%出生于美国，其它70%是移民；在美国顶尖的大学教授中，只有30%出生于美国，另外70%是移民。仅凭这一点，我就敢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依然会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阎庆民：从理论上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金融资本主义重新占了上风。197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初期里根执政以来，货币主义学派占了上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达到了顶峰。
在这种背景下，怎样看待金融改革？我赞成小平同志的说法——“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中国的国情。在体制和观念上，既要坚持改革开放、更新观念，也要小心求证、结合国情。
中国这30年的改革，对于金融和银行业的发展而言是非常短暂的，我们自身的准备并不是太充分。
当前，不论是扩大内需、保增长，还是结构调整，金融部门仍应注意防范风险。现在很多银行都在担忧，政府把发放贷款的权力全部交给了银行，致使一些贷款死灰复燃，如打捆贷款、园区贷款，这使银行陷入了两难：银行不贷，地方政府说它不支持经济发展；银行若贷，则不符合审慎管理风险控制的要求。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大胆设计、小心求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好。
以金融业的监管为例，银行内部的监管原有它自己的微观指标，包括巴塞尔协议、OECD国家的规定等，按说不需要考虑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但是在中国，不考虑宏观环境是不行的，当发生冰雪灾害和地震，银监会和人民银行都要考虑，也发了文件表示要支持。这说明监管仍然具有外部性，是受政府指导的。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反映出这个问题。纯粹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救市会产生道德风险。但是现在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大家的共识就是政府必须救市，最后还是回到了政治层面，这是纯粹经济学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
所以，在宏观监管上，我们也应当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监管的目的就是确保金融机构稳健运行，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监管本身应有宏观意识，要在宏观经济变化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之间做一些权衡。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投行已经倒下，相反，恰恰是给了它们一次机会，使它们可以变得更大。从历史经验来看，每次金融危机之后，这些金融机构确实是变得更大了，市场也证明了“越大越不倒”的道理。所以，明年还是应当继续推进金融改革，提升银行业抗风险能力。
高善文：金融改革涉及到很多具体问题，如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结构调整，出口结构调整。从美国的微软到中国的华为，伟大的企业都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而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融资。让银行给他们贷款，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不切实际。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应当多元化，其中之一是开放创业板市场。但是，开不开，怎么开，谁来开？出了事谁负责？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推进经济金融改革，这个题目很大，如果不细化，就很难评论。
《21世纪》：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应当做出怎样的调整？
王自力：原来我们担心中国的顺差太大，现在下降了一点，很多人就又开始考虑降低汇率来支持出口。似乎降低汇率就可以支持出口。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期，美国、欧洲的市场需求疲软，即使汇率贬到1:10，定单也会减少，中国的出口也会下降。
另外，金融危机之后，有些人就开始头脑发热，认为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这是不对的。一种货币能否充当国际货币，要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但要看经济实力，还要看科技、军事实力。美国的科技、军事实力还在，他的货币就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人民币本身带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亚洲尚且不能被广为接受，遑论全球。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还需要再努力30年。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自我膨胀，而是实实在在地提升中国实力。
徐信忠：汇率政策看上去很重要，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看看欧元和美元的关系，四年之内欧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但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是在增长而不是减少，这是因为德国的产业链偏高端。所以，中国在关注内需、投资、出口等问题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产业升级问题。如果因为金融危机，就推迟产业升级，将是非常遗憾的。现在出口退税已经超过8%了，我不赞成这样的救市政策。这会使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推迟5-6年。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淘汰低级产业，将投资引向高端产业。
. END .
版权声明：所推送文章及图片非商业用途，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原作者联系我们，我们会在24小时内删除处理，谢谢！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702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