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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个人的感觉，为尽早形成国际化的本土金融人才培养机制，求贤若渴的上海地方政府近年来不遗余力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力度堪称强劲。就在今年春天，上海市政府宣布斥资3.2亿人民币，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建设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但上海地方政府的一片殷切之心，结果能否金石为开，现实似乎难以让人乐观。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道理人人会讲，真正实践起来，难度委实不小，现实效果恐怕连差强人意都很难达到。就说师资吧，高级金融研究院网站上列出的教授全都在海外大学拥有教职，这固然反映了该院引进国际一流师资的高标准，但也反映出专任教师的匮乏。问题在于，一个仅靠客座、讲席教授支撑的教育机构，能担当起我们的宏大目标吗？且不说海外教授一年能在该院工作多少时间就是个无人能解答的问题。而学生集中在MBA和硕士层面，缺乏质量合格的本科学生，这样的高等金融人才培养结构也是失重的。
在英国攻读博士期间，我同时也从事本科生的助教工作，对英国金融经济专业本科生的教学有了一些切身体会。2007年回国之后，又在上海大学教授金融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对国内金融专业教育的一些急迫问题有切身感受。我以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才的培养当从本科着手，形成国际化的本土金融人才培养机制，远不是办一两个明星学校就能办到的。如果政府能够把资源用于改善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或可收到正本清源，事半功倍的系统效果。
从学科特点上看，整个金融学的活力就在于，通过市场——学理——市场的循环，实现学科的滚动发展。金融教育要时时刻刻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高校的金融教育更是要打开书斋之门。钱伟长老先生“拆除四堵墙”的教育理念提了许多年，具体实践情况却发人深思。当然，对外开放并不是学校一厢情愿就是可以达到的。资本市场是逐利的场所，本质上只讲“输与赢”，不谈“对与错”。这里没有温良恭俭让，只有冷静判断，精密计算，以及对新信息，新知识的迅速反应和研判。不能提供市场所需要人才的高校，对市场而言绝对不是什么资产，只不过是一个莫大的包袱。企业没有义务去给高校制造的不合格产品买单。所谓危机时刻高校金融毕业生就业难，很大程度不过是高校金融人才培养失败的最好借口而已。是到了我们深深地反思高校金融教育的时候了。英国的金融专业学生，凡是资质中上的，均不难独立获得在金融机构实习的机会。而这些实习生的大部分，通常会在毕业之后在实习单位获取一份正式工作。这当然并不是什么英国金融企业比国内的企业仁慈，而是英国学生在思想理念上、专业素养上达到了这些企业的需求。这与学生们在课堂受到系统专业的金融学训练是密不可分的。专业教师，无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市场时时刻刻都在变化，金融创新的车轮并不会因一次两次危机停下脚步。相应的，对于金融教育也会提出不断变化自省的要求。中国古籍《大学》里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为形象地刻画了金融学科的特征。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现实最让人担忧。
金融是一种文化，更是一门专业要求素养极高的学科。高校应该从观念上引导，扎扎实实地把学生专业素养打造得扎实牢靠。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一支素质过硬的师资队伍的建设。这断然不是从海外聘请多少特聘教授，引进多少海归博士就能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高校外援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和国足引进的外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期望中的国际化没有实现，倒是被拉进了本土化的泥沼。
为了造就这么一支过得硬的金融师资队伍，政府不妨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在地方高校中推进教育人事管理的变革。以笔者之见，此举所费，远不及办一所高级金融学院的投资，然其所得，则远胜之。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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