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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周小川，人们首先会想到他是央行行长。其实在很多经济界人士眼里，周小川还是一位学者。他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上百篇，出版过著作10多部，还两次获得国内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这些年，周小川在人们是是非非的争议中走过来，真实的周小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出其不意”之前的
“肉搏”与酝酿
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出其不意”地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决策的出台，实际上早在2003年周小川赴任央行行长之初就开始酝酿了。
2003年，周小川上任不到一个月，日本就掀起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风潮，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随后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舆论日益高涨。当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公开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和周小川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封闭会谈。
一时间，国际上形成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大舆论氛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进入2004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依然不减。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国际、国内各种场合始终面带笑容，向全世界明确传达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声音。
仔细研读2005年以来央行的一系列举措及官员对外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立场的微妙变动。虽然从温家宝总理到央行官员无数次地向外界表明人民币不升值的立场，但同时也在不断抛出另外一个概念：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外界一般认为任何放松管制的行为在当前都会导致人民币的升值。2005年4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透露：人民币汇率如果发生调整，幅度肯定低于10%。这是外汇管理部门官员第一次如此具体地谈到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细节。此言一出，人们纷纷猜测“人民币升值为期不远”。此后，国际外汇市场围绕这一猜测风起云涌。
10年来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保障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同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大趋势。而且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正在逐渐损害中国经济运行的均衡和主动。早在1999年周小川在其专著《转轨期间的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改革的方向在他看来，只能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进一步开放和市场化。
在周小川和他的学术密友、前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的共同主持下，2004年年中，央行初步完成了这项改革的具体方案。随后在完善补充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保证该方案顺利实施的应急措施。也就是说，在市场感受“出其不意”的时候，汇率改革已经在政策制定上准备了两年有余，理论上的准备则更久。
箭在弦上，引而不发。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幅度只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了。2005年7月21晚，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变盯住美元为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消息迅速成为全球主要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当日全球汇市美元对各主要货币持续走低，而第二天A股市场盘中上涨超过2%，这一切现象符合之前的升值效果判断。
央行在汇率改革启动后不久，不但将政策越来越透明地传递到市场，而且针对金融机构和企业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2005年8月，周小川出席央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时首次透露了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调节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币种：美元、欧元、日元、韩元、新加坡元、英镑、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澳大利亚元、泰国铢、加拿大元等11种货币会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参考货币。周小川说，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等目前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相应地，美元、欧元、日元、韩元等也自然会成为主要的篮子货币。此外，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比重也较大，这些国家的货币对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也是很重要的。
周小川明确表示：“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盯住一篮子是机械地按篮子汇率指数的变化来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实现名义有效汇率不变，而我们所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周小川将中国正进行的汇率改革比作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不时看一看前一步的情况和市场的反馈，看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学界跨入政界并非偶然
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广为人知，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行长，至于他的身世与业余情趣更是鲜为人知。
周小川爱好广泛，不但爱好西方歌剧，善打网球，而且是身居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多次发表过论文的唯一一位中国高官。
在同事眼里，周小川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很有风度。他的讲话，不是八股味十足的口水话，而是富有理性色彩和专业水准的讲课。正是因为身处央行行长这个众人瞩目的位置，他在公开场合总是显得比较低调，出言谨慎。
周小川是清华经管学院系统工程专业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自1999年起，他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金融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在清华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10余名。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身负国家重任，公务十分繁忙，但他恪守师责，尽其所能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进行指导。
资料显示，周小川的籍贯是江苏宜兴，先祖是魏晋时期“除三害”的大名人周处。
周处后代在宜兴分为数支，周小川这一族是其中一支。周小川的祖父有4个儿子，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排行第三。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后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尽管周小川一直被外界视作省部级“海龟”的代表，但周本人也经历过国内求学的艰辛。高中毕业后，正值“文革”开始，继续求学已无可能。1968年，20岁的周小川只能与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受锻炼。“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这4年中，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周小川说这些实践对他后来从事研究很有益处。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4年大学生活，他逐渐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两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如果对周小川的经济学研究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1978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周小川只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在此之后，周小川开始进入到研究的层面。应该说，这一大变化与周小川所参与的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有关：“川汉输气工程”与“30万吨乙烯工程”。
“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送150亿立方米，甚至还有15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接下来，办公室就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我也被列选其中，去搞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周小川说，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份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据考察比较，这样的工程，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同样，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也不怎么考虑经济选择原则，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国产化’。结果费时多年，‘国产化’计划中途夭折。”于是，参与了成套设备中央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周小川，同样也是无功而退。
两次“劳而无功”的经历对周的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项目之所以半途而废，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恰巧当时，在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有意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小川从那个时期开始从事经济方面的应用开发。
1981年初，周小川研究出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构想，对发展、人口、环境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系统化论证。这一做法后来被证明，是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一年，周小川与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网络来描述货币流通的途径以及货币在每个环节滞留的时间，并表明其流向。以通过数量化的模型来描述金融问题方式，这在国内也是没有过的。
对于周小川在这一段时期的表现，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评价很高：“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和许多从工程界转向经济分析的学者一样，他们都是先从结构问题和动态发展这种数量关系很突出的领域入手的。但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1985年，周小川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博士毕业，毕业论文是《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毕业之后，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显然这不是一个权力职位，更多的是一个研究平台，周小川与当时中国顶尖的学者挥斥方遒。当时，具有良好经济学素养的吴敬琏对周小川的知识结构完善很有帮助。渐渐地，他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多个层面，在研究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借鉴学习国外的经验，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经验比较的文章。
此后，周小川先后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他是1991年起开始担任金融管理重任的。当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91年-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曾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的中国银行在中国四大专业银行里很有特色，一方面作为国家专业银行，当时实行的体制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成份，另一方面，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在海外有许多分支机构，这又需要银行实行一定程度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办法。此时，周小川的学术优势与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他本人自然也在中国银行的实践中，学到了许多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
走出书斋后
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在屡获升迁的同时，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其间，周还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了一些论文。
1998年周小川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与当年在中国银行当副行长不同，一方面，这一次他的位置是一把手，另一方面他要管理的建行在前任王岐山行长的管理下，很有起色，而且这时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化程度更高了，学习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经验显得越来越重要。据说，他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遗憾的是，任期较短，他很快就调任证监会任主席了。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可以说亲身参与制订了中国银行业十年改革历程的每一个关键决策。但奇妙的是他从未担任过基层领导。
中国普通百姓认识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任上。2000年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四任主席，是周小川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周的任命宣布当日，沪深股市大幅高开，欢迎这位新锐的改革派官员。这被视为“业界和投资者对周小川均抱以高期望的信号”。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已经成为公众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现象，这些现象不解决会影响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周小川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缺陷。建立一个规范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市场成为周小川的目标。于是他把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2001年《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委员会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2002年11月，周小川推出了他在证监会主席任上的最后一项重大改革：引入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市场对此反应冷淡。不久后周离任的消息传来，市场却以上涨表示“欢送”。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周小川最大的贡献是为证券市场建立了规则”。
同年12月28日，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再次被推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时，新一届政府总理尚未正式出炉，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接任前一天，周小川还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上海谈论“上市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
央行行长的位置，原本是一个远离“公众”的角色，而周小川却一次次成为“公众人物”。有着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多重经历，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的周小川，似乎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他能成功把握好中国人民银行的航向。 2008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再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接下来的任期中，人们期待着他能够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期待着中国经济继续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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