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划界，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前30年的建设，为后30年的起飞奠定了基础。回顾60年历程，不能割断前30年。

　　前30年核军事与航天工业的发展，是靠旧中国留下的一批科技人才，加上从海外回去的掌握最新科技的爱国知识分子。无此，就没有中国立于大国舞台的基本实力。

　　更重要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架构。1978年后，在这个稳定的架构中，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政治学徒制”的领导人才结构开创性实验。当1980年代初中国探索建立“第三梯队”的“政治学徒制”领导人才架构时，人们还没能清晰地理解始创者邓小平的意图。

　　时到今日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才的梯队架构日臻成熟时，才理解这种人才架构的作用。若把这种“学徒制”跟美国政党轮替的选举制比较，就更清楚两者优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举制会选出既无基层管理经验又无中央统领能力的领导人，一旦被利益集团左右，势必做出错误决策。美国近10年在海外黩武和引爆金融危机，都与此有关。

　　1978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史上最好的大机会。回顾后30年，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大物流观”经济指导思想，通俗说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中国以30年的时间，趁着全球化浪潮，依赖国际贸易积累了巨量国家财富。

　　但此“大物流观”建立在劳动密集、资本密集这两个基础上，离发达国家的科技密集还有很大距离。有人提出，中国下一波发展要依靠金融改革开放，要建立“大金融观”。

　　前不久回中国时，在飞机上遇到纽约某投资银行的负责人。在谈到中国的金融现状时，他认为金融人才缺乏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障碍——在没有人才准备的前提下，中国不可能在金融领域复制其前30年在军事科技上的成功，也不可能复制其最近30年在国际贸易、社会转型和政治过渡上成功。

　　中国避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因没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开放金融；而在挺过此轮金融危机后，人们对金融开放的认识更清楚了。

　　金融开放靠什么？如果说“大物流观”经济对人才的要求还不高，那么在“大金融观”时代，没有一支强大而有经验的金融人才队伍不行。

　　而建立一流的金融人才队伍，需要一流的教育。最近，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公开撰文批评中国大学，不仅引起美国教育界的激烈争论，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反思。

　　中国知名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学者谢林平教授评论，“看来施密德特还是比较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他说的观点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谢教授由此提出一个关键问题：美国的一个大学校长为何能对中国的大学情况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和洞察，而且有些问题还是大学体制外的更深层的东西？

　　笔者认为，在接下来的60年，中国必须依靠一个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大人才观”。“大人才观”还包括建立一个海内外人才自由流通的机制和平台。目前中国对海外人才的招募，在操作上缺乏弹性，制度上缺少布局，视野上缺少前瞻。没有国际化的“大人才观和”全球化的人才战略，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