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过度自信的生物。94%的大学教授相信他们的水平高于高校教师的平均水平；90%的司机认为他们的操控技术高于驾驶员平均技术。研究员保罗•休梅克( Paul J.H. Schoemaker)和爱德华•拉索(J. Edward Russo)曾对计算机管理人员做过一次专业领域内的小测试，测试后参与者估计他们有大约5%的题目可能会答错，而事实上他们的错误率高达80%。
　　幸运的是，过度自信集中的领域每年都有所不同。而近期，金融领域的人正沐浴在自我肯定的春光里不能自拔。这一领域的骄傲自大总是以同一形式展现，即那些所谓的天才相信他们拥有控制风险的能力，并且已经掌握了运算未来的法则。
　　在过去一年，过度自信的火焰已经蔓延至华盛顿。既然金融从业者被冠以傻瓜名号，从而政府管理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自己必须真正足够聪明。
　　体现这种过度自信的例子比比皆是。今天让我们共同来看看其中之一：对薪酬的限定。
　　回顾一下华尔街自信满满的那些日子，这些金融巨子们相信他们当之无愧地享有GDP级的薪酬福利，即使没有迹象表明如此高的薪酬是否有效地促进了他们的行为表现。现在在舆论的谴责下，华尔街企业正在重新改写薪酬的规章条款，但奥巴马政府认为应该由他们来控制薪酬改革。事实上没有人认为高薪福利是金融危机的诱因，但民意倾向于削减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伟大的行动可能产生于一种谦虚抑或自负的精神。以谦虚的态度、没有政府参与决策的薪酬调整将意味着股东与管理人员之间关系的重新平衡。
　　但是似乎现在不是谦虚的时候，财政部官员正在一系列企业内制定个人薪酬决策。这样他们必须有过人的智慧来获悉那些不同人的心理动机。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也决定对那些可能引起过度风险的银行交易行使监督权和否决权，同样那些专家也必须拥有足够聪颖的大脑使得他们能在投资得到回报前的几年就准备判断是否具有过度风险。
　　政府“最棒、最聪明”的人现在正在改写公司现有的薪酬合同，并使某些企业被迫支付比他们竞争对手低得多的薪酬。政府所做的并不是在均衡竞争环境，而是通过复杂的方法使竞争更加的不公平。
　　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相似的例子。1989年试图对“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实施限定，反而导致企业利用金色降落伞条款中的权力将薪酬提高到了法律规定的上限。1993年对CEO薪酬的限定导致股票买卖权被过度利用并间接鼓励了冒险行为。
　　在新的限薪令实施之前，美国国际集团(AIG)高管薪酬榜前25人中已有12人离开，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也有11人离职。我们无法估计还会有多少人才被薪酬限定条款挡在这些企业的大门之外。
　　花旗集团(Citigroup)过去曾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盈利部门——能源交易部门。但是在新的薪酬制度下，银行不能向其明星交易员支付能够体现其价值的薪酬，结果花旗被迫低价出售了该部门。
　　这些限定规则有可能并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财富有多大影响，甚至相反会把获得收入的渠道拖入到市场上某个看不见的风险位置上去。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应该采取行动，而是政府是否在了解自身知识有限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似乎拥有这样一个政府，它看不到自己在某些方面能力是有限的，比如政府官员或许不知道如何重组通用汽车、如何选择最具前景的电池技术、如何自上而下地重建医疗保健体系以及调整复杂的高管薪酬制度。
　　此外，随着联邦权力的不断拓展，奥巴马和他的伙计们似乎从未考虑，如果共和党人重夺白宫，他们将会如何行使这些权力？民主党相信自己能够设定私营部门工资体制，能够使用法外手段来追逐罪犯分子，但他们是否相信未来将出现另一个迪克•切尼(Dick Cheney，被广泛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实权的副总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