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适者”向“强者”迈进
　　未来世界的金融发展格局将具有三大特点：
　　稳中蕴变的态势。经过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冲击，国际金融关系正在进行调整，虽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近期仍将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角”，当前世界金融格局尚未发生本质性变化，但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已在“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孕育着变革，“量变”已经开始。
　　渐进式的演变道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是历史长期演变形成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格局。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世界金融体系的弊端，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但未来世界金融格局仍将是渐进式的演变，不可能在短期内逆转。
　　“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旧的均势已被打破，一超（美国）多强（欧、俄、日、中等）的新均势已然形成（尽管多强之间会不断地分化组合），这种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也将映射到世界金融格局中。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例，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开始形成“双挂钩”机制和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相对衰弱，美元危机频频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1971年解体。但由于美国依然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元仍然“独大”。国际金融危机后，可以预测国际货币体系将加快向“一主多元”的方向转变，亦即形成美元为主，其他国际货币地位亦逐步上升的状态。在形成“一主多元”的货币格局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不会就此结束，将继续朝着“多元化”格局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应认清自己的定位。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金融业目前还处在“启航”阶段，应该先作“适者”，积蓄力量，努力转变金融增长方式，再逐步由“适者”向“强者”迈进。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不是走回头路，但也不是简单地邯郸学步走别人的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就是借鉴别人的路，走出自己的路。为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重点解决十个问题：
　　一是增强货币政策制定的前瞻性、科学性，执行的灵活性、差别性，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套性、互动性，既防通胀又防滞胀，既防通缩又防滞缩，既保持币值稳定又要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就业。
　　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填补监管真空，既防监管不足，又防监管过度，增强金融市场运行的有序性、金融机构经营的稳健性、金融风险的可控性和金融监管的透明性。
　　三是改善“二元金融”中的“薄弱单元”，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拉动，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改善农村、中西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四是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转变金融增长方式，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与创新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原则；转变金融增长的方式要坚持“统筹兼顾（企业与社会）、集约经营、持续发展、质量第一（服务质量、资产质量、管理质量、盈利水平）”原则；提高金融创新能力要坚持“顺我所需、积极推进、规范运作、风险可控”原则。
　　五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完善中坚持“结合国情、有效适用、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逐步递进（处理好金融政策、规范性文件、规章、法规与法律之间的权威性与适用性关系）”原则。
　　六是保持外汇储备和汇率的合理性（根据经验判断，现实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在坚持既定汇率改革方向与原则的同时，使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真正成为反映市场变动的浮动汇率制；注意外汇储备中美国国债偏多问题，可考虑设置以汇率、物价等指标挂钩的“保值安排”）。
　　七是大体用20－30年的时间，按照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轨迹，完善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储备和国际货币功能，并提高人民币的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八是积极推进金融外交，加大我国在世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国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
　　九是开发培养不同层次金融人才，既需要培养经营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管理型人才；既需要培养专业型人才，又需要培养综合型人才；既需要吸引境外优秀高端专业人才，更需要培养境内人才。要以培养境内人才为主，境外人才主要起技术专家顾问作用，境内人才起领导管理决策作用；尤其要培养主要领导人才。主要领导人才不仅要懂金融，也要懂政治、懂经济、懂其他，成为掌控方向、驾驭全局、协调关系、处理矛盾、善于用人的行家里手。
　　最后，需要加强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工作中“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一切金融活动都要靠人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