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总是与区域金融中心的成长相生相伴。从20余年前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对外开放，10余年前以浦东开发为标志的“长三角”经济繁荣，到目前“京津唐”地区的经济起飞，无一例外地都留下了区域金融中心的身影。
　　各地争相建设金融中心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国家启动了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这一计划对西部地区的作用相对东部地区来说更加明显，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上半年西部地区的信贷投放远快于东部地区，西部经济在此轮经济危机中正迎来新的机遇，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便首当其冲。
　　短短3个多月内，西部三大重要经济重镇各自提出了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频率之密集惹人关注。
　　4月底，重庆市欲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与此对应重庆市提出了发展金融业的总体战略，包括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金融机构的聚集、金融创新等多项措施，并斥资300亿元打造未来长江上游核心区域江北嘴CBD项目。
　　6月底，由陕西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办的“2009浐灞金融高峰论坛”在西安举行，陕西省在论坛上明确提出将西安打造成西部重点区域金融中心，通过10—15年将这一区域建设成“聚集各类金融机构和配套服务机构，独具特色，拥有较强资金融通和金融服务能力、服务全省的金融服务区。”
　　7月底，“第二届中国成都金融街发展论坛峰会”在成都举行。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表示，成都已确立了把金融业作为支柱产业、把成都打造成西部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
　　争建金融中心反映出西部地区发展金融业的冲动，诚然，这种冲动的诱因来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不过，实践中，具体建设金融中心的标准和路径似乎有待明确。
　　四大软件条件必须达标
　　一个城市一旦成为金融中心，可以大大的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带动城市其他产业的发展，其中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愿望总是美好的，能否建成是却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金融中心，不仅需要硬件达标，更重要的还得有软件支持。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就指出，要成为国际金融中，第一要有国际通用的法律和制度环境，第二要有一个对内、对外都十分开放的和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第三要有能大量、实时、客观反映市场和产品变化信息的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第四要有能聚集一流国际金融人才的能力。
　　11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张承惠在出席第四届中国金融市长年会暨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发展年会时更直言，“金融中心不是政府想做就能做到的，因为它是更加市场化的东西，由市场形成的中心，而不是由政府想要它形成就能形成的东西。”
　　尽管专家为金融中心建设的如火如荼多少泼了一盆冷水，但“金融区”依然是中国城市最渴望诞下的金蛋，成为区域金融中心仍是中国城市最向往的未来之一。
　　其实，不论成为金融中心的意愿是否合乎实际，能否变为现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各地区都希望通过提升自身的金融地位，从而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家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使得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前三季度，GDP增速更是达到7.7%，全年“保八”基本无忧。但是，在产能过剩、外需疲惫、贸易保护主义等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的形势下，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上看，调整结构成为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区域内生的需求——通过金融手段“突围”，显得尤为强烈。
　　然而，这种意愿下的具体路径似乎并不清晰。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建立区域金融中心这一发展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如何在实践中使具体建设的路径更为清晰，有序，依然是一个待解的话题。
　　资本活市战略“定乾坤”
　　由此，如何将美好的愿景转变为清晰扎实的发展路径，对于诸多城市管理者来说，显得颇有意义。
　　29日，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樊志刚在第四届中国金融市长年会暨中国金融生态城市发展年会上表示，没有资本，整个城市的生存就受到影响。不仅如此，资本还活跃城市。资本最活跃的城市，这个城市也是最活跃，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就是因为有资本的活跃，才有城市的活跃和城市的生命力。
　　目前，国内很多城市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战略定位，以产业兴市，以科技兴市，以旅游兴市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最终都是资本活市的问题，没有资本所有都是都成为空谈。所以研究资本活市的问题，在这次年会提出这样的主题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樊志刚说。
　　樊志刚戏称，目前国内的状况是“不差钱”，不是“无米之炊，现在米多得很，现在得有人把它找来，同时能把它做成粥，这样就合适，机遇和机会是大量存在的。”他分析，反过来对持有资金的人和机构来讲，存在这样一个资金转化为资本的困难，通俗的讲，就是普遍感觉到缺乏投资的机会，手里面有钱，但是不知道投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投到什么领域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政府就存在这样的机遇，存在创造机会，让众多的个人以及机构把资金来转化。“也就是说，到你那个地方去转化，由资金转化为资本。”
　　“所以，目前来讲，对于城市存在极大的非常好的机遇，可以开展资本活市这样一个战略或者策略。谁能够为资金的持有者或者投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那么你的资本活市也就做得更好。在整个城市之间这样一个发展竞争过程当中，才会走到前列。”樊志刚称。
　　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
　　那么，在资本活市的过程当中，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
　　樊志刚表示，资本活市的政府责任就是形成并不断提高本地的资本转化能力。这个能力应该是各地政府具备的。
　　“实际上年会或者说中国金融网一直讨论或者坚持着关于金融生态建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大的方面来塑造或者创造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说如何关于形成好的金融生态，实际上就包含了政府在履行和提高资本能力成为了其中应有之意。”樊志刚称。
　　樊志刚建议，在以下两方面还可以做一些具体的工作。首先，为了促进和提高资本的形成能力，地方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关于鼓励资本、保护资本的基本法或者基本政策或者资本基本法或者资本宪法等等。在不能违背国家基本的法律基础上，充分体现对于资本这样一个重视和尊重，以及如何在怎样一个资本框架里保证资本正常高效的运转以及安全，应该提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政策体系。其次，要树立外来资本和自有资本同等重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