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讨论非常重要？

　　从文献上来看，有很多讨论收入分配的问题，比如说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果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的安定。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那么，经济学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来看一组数据。按照联合国的最新统计，把收入划为四个部分，975美元以下称为低收入国家，3855-11905称为高收入国家，我们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大家经常谈到拉美陷阱，拉丁美洲比如说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后就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均收入水平甚至高于战后的欧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相反，当时跟拉美相比比较落后的亚洲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跃入一个高收入的国家，日本人均收入3万多美元，韩国大概是2万多美元，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而有的国家可以摆脱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的陷阱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统计学的观察发现一个非常相关的指标——基尼系数，像巴西的基尼系数在0.6以上，阿根廷的基尼系数是0.5，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是非常低的。是不是基尼系数的高低跟这样一个陷阱相关？换句话说，比较低的基尼系数并不能保证你进入一个高收入国家，但是基尼系数过大一定不在高收入国家。问题的更深刻性在于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可能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到了中等收入可能基尼系数扩大反而会造成一个陷阱，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始终徘徊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间出不来。

　　对中国来说，我们注意到，按2009年的汇率计算，中国人均收入达到3885美元，已接近于中等收入的上限。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中国会不会出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会不会有不可持续性？很简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中等收入以后，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不是生产推动型，很可能是消费推动型，消费推动型来源于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只有大幅度提高才有蓬勃的消费产业，经济才有可持续性，否则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了经济消费的提高，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讨论这个不仅仅是社会公益问题，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和改革的方向

　　根据各方面的数据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9，已经接近于阿根廷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接近中等收入上限3800多美元，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二元经济明显的国家，在考虑基尼系数问题时大概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农村部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我们测算一下，中国农村部门的收入差距目前大概是在0.38左右。二是城市内部大概基尼系数在0.36左右，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大概在3.3倍左右。换句话说，如果消除这个收入差距不平等，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就是城乡差距如何消除。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非常快，这是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动力，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提高农民收入核心的问题是减少农民的问题，大量的农民应该避开农业部门进入劳动收入比较高的工业部门，要想他的收入持续增长，必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问题，所谓的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如果这样一个政策不能落实，农民始终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收入的改善是不可能持续的。同时，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财政能力有大幅度提高，基本的社会底线提出来，所谓政府职能的改革，财政的分配，也就是能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两个方向在过去的讨论中间大家屡屡提起，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向，能不能在初次分配中间使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的提高，这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宋晓梧教授提到的能不能引入劳资谈判，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完善。只有劳动力市场的更加健全、更加完善，使它的摩擦性更小，可能收入分配会增长得更为均匀，才能保证收入增长的持续性。从这个角度看，对“十二五”期间来说，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建设可能是改革的一个新的方向，更重要的一个方向。

　　改革的可行性、紧迫性

　　上述的一些讨论似乎在历年中都有涉及，为什么“十二五”时期变得非常重要？有没有可行性？我们发现已经非常可行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正在逐渐趋于消失，也就是刘易斯的拐点开始出现。2003年这个状况就开始出现，今年好像越过了那个拐点，能更加明显地感觉到。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在区域消失的情况下，工资会有大幅度上升。今年我们的工资就在大幅度上涨，不仅最低工资上涨，而且社会工资也上涨。如果按照迟福林教授的测算，工资上涨如果能持续的话，每年维持8%的话，可以说大概在10年之内中国劳动者收入会翻一番，如果改革收入分配政策，五年就会翻一番，这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另一个就是紧迫性，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去年60岁以上人口占12.5%，2020年大概占17%以上，5个人中间就有1个60岁以上人口，我们要避免“未富先老”的现象，改革变得更加紧迫，只有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有改善国民收入结构，才能使中国实现持续增长，才能穿越中等收入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