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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刚刚完成了国家“211”工程项目《基于保障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分析和评估》。课题得出的结论让人颇感灰心——虽然中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远远低于制度设计的水平，但养老保险基金却依然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这个制度的可持续性堪忧。
虽然政府连续六年上调了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但由于食品价格高涨和医疗费用增加，养老金对必要的生活支出仍是相当拮据的。而且，随着未来二三十年人口老龄化提速所导致的赡养比变化，养老基金的支付能力只能是越来越差。
李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忧心地表示，从2003年开始，企业职工人均退休金已经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退休群体已经是最低收入人群。如果不尽快作出制度的调整，那么在未来相当一部分退休人口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
巨大的支付压力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今年上海“两会”期间表示，近年来上海社保亏空巨大，财政每年要拿100多亿填补。
上海是中国最“老”的城市，早在 197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 7.2%，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 10.07%，双双达到了联合国界定的老龄标准，这比全国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
上海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总数1.79亿，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8.87%，绝对数接近1.2亿。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整个社会用于养老的支出会较大程度的提高，这必然加剧养老基金压力和财政负担。但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却没有为此足够地准备。
由于政府没有承担转制成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建立伊始就将本应用于积累的个人账户资金用于支付养老金，形成规模庞大的“空账”。所谓的“统账结合”制度实际上仍然是现收现付制。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当前空账规模约有1.3万亿元。
中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就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财政直接补贴，补贴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承担转制成本（2001年东北三省试点之后，用于做实个人账户），二是对中西部省份进行转移支付。随着近年来退休人员的增加和退休金水平的增长，补贴数额亦快速增长。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从2003年起公开各级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基金的数额，这七年间已经从当年的530亿上升为2009年的1646亿。
李珍表示，虽然各界对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非常担忧，但事实上中国目前尚处于老年型社会的初期。据联合国预计，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20年，是缓慢老化时期，第二阶段为2020~2040年，是快速老化时期。第三阶段为2040~2050年，是高峰平台期。
即使目前中国仍处于缓慢老化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不堪重负，更不可想象它将如何应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快速老化时期。
“如果不尽快利用这个缓冲期来调整制度，情况将很糟糕，或者是在职一代负担更重，或者是退休一代收入更少。”李珍说。
不可持续的制度
与西方国家由于高福利而引发的养老危机不同，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其实只是在维持一种低水平的福利，也就是所谓的“保基本”。即使如此，该制度仍显得步履蹒跚，难以持续。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李敏的研究，中国养老金支出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2000年养老金支出占GNP比重为2.13%,2006年为2.32%。中国养老金支出在GNP的比重总体偏低。
李敏认为，虽然中国的养老金支付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事实上它仍然低于数据模型测算出的合理的支付水平。以2006年为例，养老金的实际支出比合理支出水平少1.24个百分点。
养老金实际支出比例过低的表现之一就是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下降。
养老保险替代率是指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即一个人退休之后能拿到相当于社平工资多少的比例。1995年实行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时，目标替代率为60%左右，这一水平能保证必要的生活支出。如果低于这个水平，对于改革时已经进入退休和进入高龄的职工而言，退休金很难提供“保基本”的水平，许多人将会陷入相对贫困。
李珍表示，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金对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水平已经从1997年的76%下降到了2009年的47%。退休收入已经低于城镇居民收入，且这一下滑趋势仍在继续。
李珍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当前制度下，如果一个人缴费30年，假定其工资增长为8%，按照全额工资缴费，那么30年后，他能够领取的养老金只有社会平均工资的35.4%。这么低的替代率根本无法保障退休后的基本生活。
李珍认为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是在人口年龄结构既定的情况下，费率可负担，退休水平保持相对稳定条件下的较长时期内财务收支平衡。
中国仍然处于老龄化初期，然而养老保险的费率很高，企业缴费达工资的20%，个人缴费达8%，同时，退休金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可见，当前这个养老制度是不可持续的。
以这个不可持续的制度应对来势凶猛的银发浪潮，无异于“鸡蛋碰石头”。目前制度内赡养比稳定在3：1，即三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年人。但随着老龄化的逐步提高，退休职工将迅速增加，赡养比将继续恶化。中国未来养老金的支出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改革路径
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统账结合，即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前者体现公平，后者体现效率。政府设立个人账户就是希望积累基金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经过这十几年的运行，越来越多的专家发现个人账户失灵了。如同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个人账户引发了转制成本，政府没有承担转制成本，又引起空账运行的问题。空账意味着基本养老保险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制度，这与政策的初衷相背。
李珍通过定量研究表明，在中国人口和经济环境下，个人账户制度比现收现付制度更昂贵，且不能提供预期的保障水平。
由于空账，个人账户基金不得不给最低的利息率（按银行一年期利息计息），因为计息越高，制度的负债就越大。对于个人来说，个人缴费高达工资的8%，这样一笔长达40~60年的长期资金，制度却给个人短期利息，极大地损害了个人利益。
而且由于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工资增长速度高，目前的计息制度不仅不能提供预期和有效的退休收入，而且还是影响退休收入下降趋势的一个重要因子。
“这是个双输的结果，没有人从这个过程中受益。”李珍说，个人账户既没有增进效率也不可能解决人口老龄化情况下的退休收入保障问题，因此她建议应该尽快分离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且将个人账户做成第三支柱，即自愿的储蓄保险。
除了结构改革之后，李珍还建议对现行制度中的参量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扩大缴费基数，以实际工资缴费而不是缴费工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并且增加退休金领取的资格年限。
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之下，提高退休年龄是国际化的趋势。退休年龄是养老保险制度中最敏感的变量，既影响保税收入，又影响退休金支出，对于基金的收支平衡是双向影响。
OECD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活得越长，工作更长”。虽然提高退休年龄在各国都受到了强烈反对，但在人口老龄化情况下，不相应提高退休年龄，结果是费率的提高压迫就业，或者是退休收入的持续降低引发普遍的老年贫困。事实上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发生了，若是不采取措施，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李珍认为，目前领取退休金资格的15年缴费年限过于宽松，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可及性太强，一部分人在满足15年缴费之后会停止缴费，这会恶化制度的赡养比，同时由于缴费时间过短，这部分人的退休收入也保障不足。
“2028年是一个节点，此后中国将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无论是制度准备还是心理准备，中国都是非常欠缺的。政府要利用这段时间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个人要根据自身情况做消费储蓄模式的选择。”李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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