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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杨晓松正式担任南方基金公司督察长，至此今年以来已经有5名证监系统前官员“下海”，空降公募任高管。
据《投资者报》统计，目前在公募基金担任高管（指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督察长）职务的前证监系统官员达到31位，共涉及30家基金公司，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在基金公司担任董事、监事等职的前官员。
一位不愿具姓名的基金分析人士开玩笑说，相比公务员有限的工资，到基金公司等机构任职是去脱贫致富了。
这句话也并非没有依据，《投资者报》记者从上海一位基金公司董事长处了解到，目前基金公司督察长的年薪大概在100万元至120万元，而且奖金另算。要是担任中等规模以上基金公司的副总经理，薪水则能够到300万元左右。
督察岗成官员“下海”出口
今年以来，包括杨晓松在内，已经有5名证监会前官员“下海”到基金公司任职督察长。这包括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原处长林海中空降国泰基金[微博]，证监会上 海监管局原法制工作处处长薛珍空降华安基金，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原副处长范伟隽空降富国基金，证监会期货监管部原副处长李修辞空降国金通用基金，而这5位证 监会的前官员上任后，均担任基金公司的督察长职位。
《投资者报》统计显示，目前72家基金公司中，有16位督察长是证监系统背景。
根据2006年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中的定义，督察长是监督检查基金和公司运作的合法合规情况及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情况的高级管理人员。
但督察长并不是这些前官员们的最终去处，很多只是过渡性的岗位。一位不愿具名的基金公司高管人事告诉《投资者报》记者，杨晓松担任南方基金公司督察长也只是过渡。
实际上，公募基金行业里从督察长到基金公司经营层高管是很多人会选择的路径，比如目前国投瑞银公司代理总经理刘纯亮曾是博时基金[微博]公司督察长，中 欧基金公司总经理刘建平曾是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督察长，建信基金[微博]公司副总经理何斌曾担任该公司督察长，而刘纯亮、刘建平、何斌均是证监会官员出身。
证监会2009年发布实施的《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规定：证监会工作人员（包括派出机构人员）离职后，必须经过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冷冻期后，才能去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任职。
所谓的冷冻期，指的是证监系统领导人员离职需要在三年“冷冻期”满后，方能在监管对象中任职，一般人员的“冷冻期”为一年。
这意味着，要到基金公司担任高管，至少需要一年的冷冻期。公开资料显示，除杨晓松是近期从证监会离职外，上述的林海中、范伟隽、李修辞也分别在今年6月、7月、2月从证监会离职。这些前官员并没有经历一年的“冷冻期”，而直接担任了基金公司督察长。
但凡事都有例外。据证监会人士称，合规总监、督察长、首席风险官等职务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中作用有特殊性，监管干部担任督导公司规范运作类岗 位工作，对提升这些机构合规管理水平、防范经营风险有明显作用，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经过批准可以担任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职务。但是，这个例 外并没有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以及其他公开的相关法规中公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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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猫”变“小猫”存争议
有监管背景的官员下海，被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张开平称之为“神仙下凡”。正是因为这些‘神仙’的存在，负责“监管”的监管层与被监管机构之间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执法弹性变大。
有人形象的把这种角色转换比喻成，“猫和老鼠的关系变成了大猫和小猫的关系。”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第十三条明确指出，督察长应当积极配合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管工作。
但是，目前70多家基金公司中，有30家基金公司高管有来自证监系统的前官员。“这就是‘刑不上机构’的原因所在”。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远忠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说。
由监管者变成应对监管者，这种角色的转换，其实增加了监管难度，执法力度也会大打折扣。“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形成了利益链，一方面，由于证监会的 管理职位有限，晋升比较困难，为了谋得高薪职位，监管者会给自己留后路；另一方面，来自证监系统的基金高管们在监管层的人脉资源也为机构提供了保护。”张远忠说。
“证监系统官员到基金公司当督察长，其实方便了基金公司与证监会的沟通和对接，而很多基金公司督察长管理的部门，其实相当于公司的外联部。”上述不愿具名的基金分析人士说。
张远忠律师认为，券商、基金公司等机构愿意请监管者到公司任职，也正是出于看好其与监管层的经历上。
上半年，证监会会计部主任孙树明接任广发证券董事长一职曾引来质疑。为了达到证监会一年“冷冻期”要求，孙在广发证券公司先担任党委书记，然后于今年5月才正式担任广发证券董事长。
事实上，据《投资者报》记者了解，在公募基金行业，除了浮出水面的高管职位，基金公司高管之外的职位并不需要监管部门的审批，一些证监系统人员离职后并不需要经过“冷冻期”，就可以通过担任基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开展工作。
但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的高管也谈到，有证监系统背景的基金高管因为有监管者的经历，也使得其任职公司在风险控制、政策运用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优于大多数市场参与者。
“证监系统官员在机构任职如果运用得当，确实有利于行业以及资本市场良性发展，而且美国、中国香港等市场，也会有上下调动的例子。但是，监管者转换为被监管者后，权力是否被寻租，进而导致不公平竞争仍有待探讨。”上述高管说。
张远忠也认为，证监会应该加强内部监督制约，进一步完善回避制度。他说，依照法官法和律师法，法官下海当律师，被要求两年内不得出庭，终身不得作为律师到原任职法院打官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律师利用过去的关系影响法院审判，法院的这种做法值得证券市场效法。
32位证监系统前官员任公募高管
《投资者报》曾对基金公司总经理进行梳理，把基金公司总经理分成“官系”、“渠道系”和“投资实战系”，最后数据表明，“官系”总经理所在基金公司从发产品的优势、基金份额等方面均战胜了其他两个派系。
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在公募担任高管（指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督察长）职务的证监系统前官员有31位，这其中董事长1位，总经理9位，督察长16位，代理总经理1位，副总经理5位。
督察长由曾经的证监系统官员担任的基金公司包括华安、长安、长城、国海富兰克林、国泰、国联安、富国、南方、广发、国金通用、景顺长城、德邦、平安大华、融通、万家、信达奥银。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早期的一批从下海后任基金公司总经理的证监系统前官员，在获取一定成绩和知名度后，纷纷跳槽到了更具诱惑的行业。除了原国投 瑞银总经理尚健去向尚未确定外，原交银施罗德总经理莫泰山、原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原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纷纷离开公募基金行业，有的进入私募，有的进入 PE和保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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