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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的变幻莫测，亦是弹指之间的旦夕祸福。随同股市K线图上升或下跌的，不只是金融指数，还有人生变数。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徐浩明的出局并未平息光大“乌龙指”事件所带来的冲击波，在这个本已动荡不安的圈子里，一个人的命运理所当然地被放置于十分渺小的境地。
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损失被指与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值相等的说法，足以证实金融行业几多高危。随同股市K线图上升或下跌的，不只是金融指数，还有人生变数。
纷扰的华丽
证券公司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榨干一批证券经纪人，然后再换一批。数据显示，2012年，券商注册从业人员累计流失超过2万人。
投身金融行业——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人看做是一种进取的奋斗，因为这份职业拥有一种叫做高薪酬的华丽。
“大家都向往这份工作，因为可以拿高月薪、高年终奖。”三年前毕业的何惠（化名）正是带着这样的憧憬进入了一家证券公司。但是现在，她已经离职了，因为不堪忍受每月只有千元左右的工资。据她所述，由于行情低迷影响薪酬的不只是她这种刚入行的菜鸟，也包括一些曾经收入很高的“前辈”。
援引相关信息，证券公司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榨干一批证券经纪人，然后再换一批。“如此循环，以保障证券公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一定量新增开户”。数据显示，2012年，券商注册从业人员累计流失超过2万人。
与薪酬和人员流动性均很大的“何惠们”相比，保荐代表人被称为是“一群生活在金融界塔尖的人”。
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保荐代表人的职责是辅助公司完成上市。这样一种“企业上市领路人”的身份，带给了他们惊人的报酬。据悉，保荐人平均年薪和津贴通常在100万元至180万元之间，此外还包括不菲的“签字费”和提成奖励，而保荐人的“转会费”据说能达到200万—300万元。
然而，随着保荐人逐渐过剩和监管力度加大，保荐人的高收入越发“得来不易”而且风险愈大。自2004年首批保荐机构获得资格至今，9年来，有74名保荐代表人被证监会开出81张罚单，其中4名保荐代表人被撤销保荐代表人资格。
社交网络上，有业界人士这样感叹：“从过去对保代撤销保代资格都罕见到现在动辄就终身证券市场禁入，反差太大，保代成高危岗位，不谨慎就没饭碗了。”
动荡的命运
金融证券业的动荡不安，不仅体现于股市K线图的变幻走势里，也反映在从业者命运的人生无常中。
2013年5月上映的一部名为《入侵华尔街》的美国电影，为金融投资行业的高危特质进行了一番戏剧性表现，血腥的剧情和夸张的故事除了带出投资者的无奈和发泄，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投资行业的“高危”。
金融证券业的动荡不安，不仅体现于股市K线图的变幻走势里，也反映在从业者命运的人生无常中。
2013年夏天刚开始，一股人事动荡风暴就在券商资管间刮了起来。多家证券公司的资管业务掌舵人均被更换，“业绩不佳、绩效激励不足、高层动荡牵连、经营理念不统一、个人发展等五大因素”被指是高管变动的主要原因。
财经作家花荣近日在微博里讲了一个“逃过一劫”的故事：多年前，有两个券商招纳他未果，“现在这两个券商都不存在了，自营负责人和老总都入狱了”。
证券市场的变幻莫测，亦是弹指之间的旦夕祸福——在中国资本市场，这样的剧情脉络一直延续至今。
早在90年代，时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与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被称为“上海滩证券三猛人”。“327国债期货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管金生被控“扰乱市场”而身陷牢狱，尉文渊因监管失察无奈请辞，阚治东则因涉嫌操纵陆家嘴股价被处以市场禁入的处罚。2002年，东山再起的阚治东“折戟”南方证券。
阚治东的被捕被视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代人的传奇故事彻底画上句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券商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的预言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2013年8月24日，徐浩明辞去光大证券董事和总裁职务的第三天，阚治东在微博上说：“面对失败和挫折，一笑而过是一种乐观自信。面对烦恼和忧愁，一笑而过是一种平和释然……”——这样的话，看上去意味深长。
流失的健康
2012年8月，年仅33岁的国信证券保荐人郭熙敏因心脏病猝死；2009年，41岁的上投摩根基金前投资总监孙延群病逝；2011年4月的一天，年仅31岁的申银万国证券投资经理赵立臣跳楼自杀。
与愈加严峻的职业风险相比，带给证券从业者的“身心”风险更显凛冽。和所获得的高报酬对应的是，流失的那部分看上去似乎更多。
“金字塔尖上”的保荐人拥有高收入，同时也承受高风险。在外界看来十分丰饶的收入其实拥有相当弱爆的性价比。援引一位投行人士的说法，这样的高薪是“出于对工作风险和精神压力的补偿”。
2012年8月，年仅33岁的国信证券保荐人郭熙敏因心脏病猝死。去世前几天，他还在熬夜加班。郭熙敏生前保荐的慈星股份是上半年创业板最大的IPO项目，为国信证券创收6672万元。28岁就成功签字第一个IPO项目的郭熙敏，拥有这个圈子所推崇的励志样本，但不幸的是这也包括他的糟糕健康。
“过劳死”的悲剧在证券业界并非单例。2012年5月，44岁的湘财证券投行业务副总裁章彪因心脏病突发过世。2009年，41岁的上投摩根基金前投资总监孙延群病逝，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依然在看研究报告——这样的生活状态此前已经持续多年。令人唏嘘的是，孙延群生前曾说“资产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能够长期坚持的人并不多”——当时他也许不曾想到，“未能坚持下来的人”也包括他自己。
业界一致认为“日夜加班、透支健康”就是大多数投行人的正常生活状态。与诡谲的资本市场相比，投行人的身心压力同样难以尽述。
援引一位券商高管的说法，这份职业的高危高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身体很容易出问题；二是受到诱惑很多，很容易走在违法违规的边缘”。
威胁着从业人员的除了健康原因，还有心理负压。
2011年4月的一天，年仅31岁的申银万国证券投资经理赵立臣跳楼自杀，网传他“因做股指期货交易爆仓，压力过大而轻生”。 援引相关报道，“对不起”这三个字是赵立臣遗书中最多的字眼。显然，这位决绝离开人世的年轻人对于生活有着太多遗憾和不舍。
英年早逝的郭熙敏曾在微博里这样说道：“在熬夜加班的这一刻，我想到了死亡。身不由己的打工者，忘却了生活和身体，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这句生前语或许就是他对于这个行业的自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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