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涉及财政的方面非常多。前不久在杭州召开的省（市）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大家谈到，这次是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涉及财政工作所占篇幅最多，要求最明确的一次。其中在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里面有很长的一段话，这段话我认为做财政工作的同志必须认真学习：“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入研讨、全面落实。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

　　（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从提出公共财政理念，到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这次十七大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今后若干年的财政工作中，应该把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相关制度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完善公共财政的建设。要实施科学发展的财税政策来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财政工作不能只满足于收支管理，应当着眼于利用财税政策，积极主动地参与宏观调控，逐步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政策，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要使企业成本外部化逐步转变为企业成本的内部化和完全化。要利用现在的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和正在推行的矿业权有偿使用价格的政策，以及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政策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一是要尽快出台资源税，将资源税的计征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现行的资源税是1立方米天然气或1吨原油征多少钱，没有和天然气、原油的价格挂钩，目前财政部已提出了资源税改革的方案，其中把原油改革的税率定为10%，先按5%开征。同时把仍实行从量计征的提高计征额度，而且这次把地热和矿泉水等水资源也列入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资源税是地方税，对于那些资源贡献大的省来说能得到很大的好处。同时，也有利于资源的补偿。大家知道，石油有特别收益，现在大概一年可以征到450亿左右的特别收益税。有人说，我们征的是暴利税，实际上在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以后，这是对国有资源的付价，是对国有资源的一种补偿。

　　二是应当择机出台燃油税。我们对征收燃油税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已经到了出台的时机了。现在比较成熟的想法还是费改税的思路，即取消现在的养路费征收燃油税。燃油税和消耗的原油挂钩，客观上可以起到推进资源节约的作用。机动车每年要交养路费，一年可能没开几次也要按标准交养路费，而燃油税是跑的路程越远，交的税越多，如果不跑，就不交。在现在这种油价下，外国人都是周末才用私家车，这也是缓解交通堵塞的好办法。去年在香港开会的时候，我问中联办的同志，香港是怎样控制车辆的？他们告诉我，第一，香港的油价是与国际接轨的，一般人平常不愿意开；第二，公家的泊位是绝对不给个人停，你个人要花钱买，而且要买两个泊位。一个是在单位的泊位，比如说你在财政司上班，财政司没有给你无偿提供泊位的权力，那是公共土地，怎么能给你无偿提供泊位呢？你要用就得花钱，家里还得买一个停车泊位，这两个泊位的价格高得让你买不起车，而且对于个人买的单位停车泊位，也必须签一个承诺书，承诺在周末的时候无偿交给公共使用，谁都可以停，这样怎么算都不合适。另外，香港每年增加的车辆要经立法会批准。我们中联办要买一辆考斯特，就需要填许多表格，回答好多问题：“为什么要买这么大一个车，这个车什么情况下坐这么多人？一周用几次？用车去干什么？”都回答以后，认为你比别人确实需要这辆车，你才能买。而我们现在政府用车、私人用车都控制不严。由于我们成品油价格与国际不接轨，最近每吨涨了500元，大家还说：“怎么又涨价了。”实际上离国际油价至少还差2000元。这样一个油价，我们怎么来解决车辆增加过快的问题？不要说交通堵塞，汽车的尾气排放都成了非常大的问题，这样的方式显然不行，资源不可能节约。我们是原油和成品油都要进口的国家，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很高，还要下很大的力量去研究替代能源的问题。

　　三是要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环境保护税是从欧盟开始的，是对使用化石能源者开征的税，比如说使用煤、石油都要交环保税，按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来征收。征收这种税有两个用处，一是用于环境保护，用于发展替代能源。这次在德国看到高速公路两侧，凡是风力比较好的地方，到处都是风力发电。德国的资源并不短缺，为什么要用这些替代能源呢？它更看重的是清洁能源。目前我国风力发电没有规划，发展也很混乱。我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基本上是被外国人用风机占有较大股份来获取好处，而且我们对风力发电的上网电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政策。外国的政策是凡是清洁能源优先上网，成本比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高出的部分，均摊到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的电价里去，优先保证清洁能源。油菜籽是生产生物质柴油的一种最好的原料，但成本太高，我国根本没有人去做。我国的油菜籽大量地被奥地利等欧盟国家收购，因为他们把使用清洁能源看作第一位，而且生产的生物质柴油是清洁能源，不被征收环境税。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恰恰相反，几乎是每周都有一个新的电厂建成投产，我们究竟有多少能源去支撑这些电厂都是很大的问题。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既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又可以解决能源的节约问题和替代问题。

　　四是研究开征物业税。我个人认为物业税是开征难度最大的一个税种。它实质上是财产税，而我们现在征收财产税还没有实行个人统一的账号，还没有建立资产评估制度，银行账号、个人资产、车辆牌照都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开征物业税是迟早的事，否则就无法抑制房地产的炒作，也无法在节约土地的情况下来控制房地产的价格，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解决。

　　（二）要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在研究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时候，必须研究政府在消费中的投入，在社会保障方面、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这是个人消费真正能够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发达国家消费对GDP的贡献很高，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消费所起的作用很大、很明显。我们必须致力于去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做到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觉得有下面几件事情要做：

　　一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到了三项预算：经常性的政府收支预算、国有资本金的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经过反复努力，国有资产的经营预算体系已经形成，但至今还没有建立一个社会保障预算。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基本上老有所养，个人的社会账号和养老金账号一一对应，不管流动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解决好。我国养老的社会统筹层次比较低，需要通过社会保障预算建立全国统筹的养老金体制，做到“老有所养”，在当前应该逐步地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二是要做到“病有所医”。要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制和政府资金支持体系来保障病有所医。今年中央财政在安排超收的时候，对明年的医疗体制改革预留了300亿元。在今年的预算里，初步想法还要增加一些预算安排来解决未来要出台的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公共财政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是将来我们能够启动个人消费的前提。

　　三是要全面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真正做到“学有所教”。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已基本形成，对寄宿生的生活费、书本费、学杂费、公用经费等都加大了投入，并且还在致力于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真正做到学有所教，明年除了继续加大对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外，同时在城市取消收取的义务教育学杂费，免收书本费。

　　四是推进廉租房建设，做到“住有所居”。廉租房的问题中央已做出决定，现在主要目标是解决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我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将会成为今后若干年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看了一些资料，目前，在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居住着很多农民工，他们在城乡结合部某个村子里租房，很多人租了一个院，慢慢发展到整个村子都被农民工租了，这个村子的人有钱了又到别处去买房，但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几不管的地区，犯罪率极高，环境也很差。因此，在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城市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同时，不能忽视未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要建立一个廉租房制度。

　　五是要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在研究明年预算的时候，需要加大对文化领域的投入，特别是对群众文化的投入，通过提高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三）要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我个人曾建议，把我国西部一些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列为禁止开发或者是限制开发的地区，同时下决心取消对这些地区的GDP考核，比如，对青海的三江源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把老百姓从山上移下来，然后去解决他们的吃、住和就业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三江源才能得到保护。对未来中央转移支付制度要做较大调整，要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建设要求，对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的转移支付要达到能够满足基本支出的需求。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真正从一个地方迁移出来后能够生存，如果再加以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使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到发达地区去，那么这些地方的生态就得以保护了。“退耕还林”还要再延续八年，我认为“退耕还林”应该作为一种生态补偿去考虑，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人放弃种粮食来种树，使整个生态得到保护，国家就应该给予补偿，发达地区也应该提供补偿。

　　（四）要推动预算制度改革，加强预算管理

　　一是要改革超收使用方法。现行的方法是在年度中间去安排全年的超收，这就相当于再一次进行预算分配，而这次分配只向人大备案，而不经过人大评议，因此脱离了人大的监督。同时，现行的超收分配经常会造成不规范的预算，年初的预算打不住。很多人都在瞄着超收，要求设置大量的专项，包括很多没有必要的专项，反复重复拨款，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另外，还造成了十一、十二月经费支出突增。所以，在向人大汇报工作时，我们建议，今年的超收除了必要的支出以外，打入预算调节基金，明年在安排预算时就是把全年的预算收入加上预算调节基金作为明年的总收入来编制预算，然后从这个方法过渡到将全部超收收入放到下一个年度安排，同时把预备费打进去，这样才能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预算的严肃性也会增强，突击花钱的现象会逐步减弱，也能保证全部预算都接受人大监督。

　　二是部门预算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格局已基本形成。目前部门预算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项目支出进度很慢，其原因在于项目没有经过严格的评审，在编制项目预算的时候就是拿题目去要钱，有了钱才去真正编制项目预算，所以执行的进度非常缓慢。今年到第三季度，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整个支出进度增加了2.1%。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项目支出，而项目支出的精细化、科学化还远远不够，所以，必须建立一套项目评估制度和项目库制度，必须研究和解决部门预算科学化和严肃化问题。

　　三是要有序推进中央、地方支出责任的划分，逐步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划分上要把握以下几点：（1）要依据法律，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有明确规定，同时应当把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更适合于地方管理的事权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去管。有人说把钱给了地方，地方会去搞政绩工程，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有效的、公开的、透明的预算执行体制，如果预算都公开透明了，都是在人民的监督下，那么拿钱去搞政绩工程就不能持续下去。（2）把当前明显属于地方事权的下放给地方，在不改动税收和收入比例的情况下，通过转移支付来划分事权。比如说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医保、给农民的各种补助。九年制义务教育，因为现在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去解决经费保障机制，中央和地方的保障机制到位以后，就把中央的钱一笔划给地方，同时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事权下放给地方，如再出现学生失学，责任在地方。（3）要逐步研究增加地方税源，使地方的收入所占比重有所提高，同时要取消各种乱收费，整顿非税收入。有的省之间财政收入差不多，但提供的公共服务差别很大，原因就在于收入结构的不同，浙江有95%的收入来自税收，有的省的非税收入几乎达到了三分之一，而那些钱是根本没法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这种情况必须整顿。同时，还应该增加一些地方税种。（4）建立公共支出标准体系，这样才有可能在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时有所依据。

　　（五）要建立规范、公开、透明的转移支付制度

　　现在的转移支付大概分为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二者的比重是52：48。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这需要从几个方面来推进改革：

　　一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逐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我认为，转移支付结构的优化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现在节能减排如果不设立专项转移支付，就无法体现国家的政策，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要有一定的专项转移支付。不能说专项转移支付越少越好，但是一定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就是由地方可以支配的财力要加大。要整顿专项转移支付，对于根本没有必要设置，时间很长，目标不清晰的转移支付应该取消；对于还在过渡期的转移支付，需要保留的要规定好数额；体现政府工作方向的转移支付必须保留，但要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二是要提高透明度。要使转移支付做到公正、公开、透明。转移支付所设置的因素、设置的权重都能够向全社会公布，至少要向各省财政厅公布。

　　三是转移支付要考虑主体功能区。过去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对于困难地区也下不保底，将来要转为“上不封顶，下要保底”，就是能够保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地区的基本支出。要建立转移支付评价体系，使转移支付的资金真正发挥效益。

　　四是要理顺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现在的转移支付从全国看基本上是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的格局。很多省都在建立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建立向基层倾斜的机制。比如运用“三奖一补”来解决贫困县的问题，到2006年，困难县由791个减少到了27个，县级支出提高了3%，县级财力的差异有所缩小。在2003年实施“三奖一补”之前的人均可支配财力的差异系数是0.3278，到2006年下半年为0.2608，财政的困难县同富裕县之间的差异系数在缩小。

　　（六）要加快建立绩效评价体系

　　公共服务既有数量的问题，又有质量的问题，这就需要引入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价是企业管理的一个概念，在财政支出里完全可以引入绩效评价体系对整个支出进行测评，它的建立有利于提高资金支出的效率。以后凡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比如九年制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等，这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绩效评价就采用向享受它们的老百姓直接问卷的方法去了解其质量如何。而自然科学基金等就需要请专家来研究、分析和评价。财政投入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必须讲求质量，如果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或者质量很差，实际上是“零提供”，不可能使老百姓满意，也不可能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