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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20万金融专才正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之中，次贷危机让很多人没有等到圣诞节就收到了辞职信。但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看来，这却正是一个招揽全球金融人才的“最好时机，不能错过”。曾任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的谢国忠最近收到了很多投行朋友的电话和邮件，话题几乎都是次贷危机让他们丢了饭碗或降了薪水，想托谢国忠寻找中国机会。陆红军昨天也表示，大批欧美银行和基金的资深经理与高级人才正谋求改换门庭，求职中国。
“最好时机不能错过”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知道这一消息想必很开心。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中投公司目前正面向全球招聘24位高级专业人才，主要为境外财务投资人员，本周四就将完成在线申请。在陆红军看来，不仅是中投公司，中国目前对海外金融专才的需求很迫切，许多国内金融机构目前正纷纷抱怨国内缺乏有海外实战经验的金融人才。陆红军估计，每年来华的经济学家近千名，特许金融分析师近2000名，各国投资银行家数千名，商业银行、基金、保险、信托业的财富管理专家超过万名。“目前是留用国际金融人才的最好时机，不能错过。”陆红军表示，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高级专业人才，他们既可能是竞争对手，也可能成为我们可留用的人才。陆红军建议，对国际金融人才的智力引进也需要从金融国家的战略角度来考虑，一方面不要错失已入境中国的各国高级金融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兼并与收购外资金融机构来实施整体留用、通过境外投资保留国际团队、通过海外上市广纳金融专才。同时，留用人才最大的好处是成本相对比较低，同时留用人才所需要花费的培训和学习时间也相对比较少。陆红军算了笔账，以三个金融要素市场来看，假如每个要素市场有100个年薪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级金融人才，那么招揽这些高级金融人才至少需要投入3亿元。“可能会有人觉得花大钱引入海外人才不值得。”陆红军表示，与当年中航油因为缺乏专业人才在海外造成的数十亿元损失相比，这一点成本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国个别企业参与国际金融并购或投资失误足以证明”。
“要考虑适当调整税制”
但陆红军强调，国内的个人所得税制已成为国际金融人才留用的障碍。比如内地的个人所得税最低从5%起，最高达到45%，即超过10万元的部分将征收45%的个人所得税，而香港的个人薪俸税则采用累进税率，第一个3.5万港元税率为2%，第二个3.5万港元税率为7%，第三个3.5万港元税率为12%，其余的税率为17%；新加坡也属于个人所得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的税率为20%至22%，“同样的收入，在中国内地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要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更多”。“因此有很多优秀金融人才都选择通过香港，再转向上海工作，这从长期来说非常不利于上海吸引高级金融人才。”陆红军称，上海要想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展开平等竞争，就需要充分考虑高税制对上海集聚高端人才的负面影响。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端国际金融人才，促进我国经济长久繁荣与金融稳定，“我们有必要考虑适当的税制调整”。原巴克莱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昨天则表示，对于吸引海外金融专才来说，上海可以做的是改善居住环境，“香港比上海要好得多，香港从中环到机场只有30分钟，上海的话从这个地方到浦东机场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半小时，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改善的。”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昨天却对“引进”泼了点冷水。李扬表示，靠引进解决不了中国缺乏金融人才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付不了这么高的钱，海外人才也不了解中国国情，不如培养本土人才更实际。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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