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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10月9日文章
不能有病乱投医
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坚定吹鼓手，它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市场对政府管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现在，这一进程却在三个重要的方向上发生了逆转。
其一，西方的金融系统必须被重新管制起来。其二，政府与市场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其三，美国已经丧失霸主地位。
可以说，现在是那些新兴经济强国(诸如中国和印度)来塑造全球方向和未来的时候了，正如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一次中美高峰会所说的——“老师现在出了很多问题”。然而，更重大的问题则是，“学生”究竟能通过最近的事件——从名誉已经扫地的“老师”那里学到什么教训呢？
现在，似乎又到了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时候了。不过，如果将此次危机仅仅怪罪于现代金融体系或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其实，不能有病乱投医。目前，资本主义的“老师”深陷困境，但却给世界反思带来了机遇。那就是，市场和政府力量之间应该取得最微妙的平衡。虽然，“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终结，但也有充分理由说明自由市场比政府强有力的手更加灵活。
《华尔街日报》10月9日专栏
山姆大叔：瘦死骆驼比马大？
就在美国大选三周之前，我们见证了全球金融系统的倒塌。现在最缺乏的乃是信心。
也许，总统大选的辩论可以给人们提供一瞥美国危机的机会。就在美欧各国慌忙将决堤洪水堵上之时，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和奥巴马也信誓旦旦——声称为了保障美国人民的生活——他们要在健康保险、社会安全和能源保障等问题上施以“大动作”(grandiose solution)。然而，严肃认真的美国选民有谁会相信呢？
在辩论中，麦凯恩和奥巴马还都谴责了华盛顿的“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s")集团。其实，那些利益集团都是游荡在联邦政府岸边的商业饿鱼，它们致使美国政府变得日益膨胀和肥胖。现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似乎正在成为人们家喻户晓的成语。但果真是这样吗？
从各个方面来看，你就会看到机构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让人无法充分了解的程度。这样，一个合理的逻辑就是——假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么解决问题的手段便是让它变得更大。其实，规模问题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
现在，似乎“大鱼吃小鱼”已成为救市良方(指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合并)。我们被教导说要发展规模经济，因为这样会节省开支。但这常常会造成低效率，滞胀常常便也由此而生。
这样说，贪婪其实并不是眼盯着我们的最危险魔鬼。现在，看来无论是政府或私人机构的膨胀才是问题的症结。甚至在此次危机之前，就有学者指出美国应该像中国和印度一样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迫在眉睫的“减肥”(挤出泡沫)。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不是说美国在衰落，而是美国“庞大的身躯”拖累了自己。
日本《每日新闻》10月10日社论
非得有新思维与大合作不可
市场恐慌，当局匆忙出招；市场再恐慌，当局再匆忙出招；如此往复不已。
美国最终出台稳定金融的法案，但世界金融依然动荡，前途未卜。美欧各主要国家的央行同时降息，但是这仅仅表明了他们应对危机的态度和防止市场不安心理进一步蔓延的目标而已，降息这一传统手段事实上无法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市场依然如神经质般动荡。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作为金融大前提的“信用”几近丧失。极端恐惧和焦躁下，无人出钱。金钱流动停滞，开始威胁实体经济的活动。传统思维、小打小闹无法重塑信用。
在降息之前决定注入公共资金的英国首相布朗说：现在已不是传统思维和落伍教义所统治的时代，而是政府创造性果断介入的时代。而且政府若非相当迅速地做出反应，将无法与市场相抗衡。
既然金融危机已呈全球化趋势，各国不仅要解决各自面对的课题，还应该制定超越传统框架的全球政策。一国出现危机若置之不理，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出现故障。救济国外金融虽然比解决国内资金问题要难得多，但是既然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超越国境，那么各主要国家保护全球金融体系责无旁贷。
危机前所未有，非新思维与大合作无可超越。这需要创造力和勇气。
《泰晤士报》10月10日评论
必须要有全球性解决方案
现代金融问题是全球性的，它必须要有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当然，各个国家的举措都应适应本地区的环境，但要恢复整个金融体系，以下四点需要特别考虑。
首先，各个国家的所有银行必须满足能够保证信心的资本储备。正如英国已经向银行业注资500万亿英镑，所以其他银行业缺乏充足资金的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为银行业提供资金。只有资金雄厚强固的银行才有可能服务全球经济。
其次，短期流动性也显然是保证体系运转的方法。对未来真正有意义的是放开金融市场，这一市场一直对商业银行的中期资本融资关闭。对市场中期资本融资的冻结反映了银行间信用的损失。潜在的经济后果还无法被估量。银行的角色是使存款循环。银行利用存款的成本直接影响着为个人及企业提供贷款的成本。信用危机造成的借贷瘫痪危害着每一户家庭、每一个公司。重启银行界是保证重启金融体系的开始。
再次，我们必须为透明度、最高标准的实施制定更为有力的国际规则。在改革金融体系时，应鼓励努力、事业心、承担风险的责任感等价值观。但只有通过公共利益下的市场实际运行，才能反映出人们共同的价值观。
最后，只有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要想完善国际间巨大的资金流动显然是不够的。金融稳定论坛(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改革的国际金融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不应仅在危机时发挥作用，在危机防范上也应提出有益的建议。稳健金融的行动应该与更为广阔的国际经济合作相配合。
来源：上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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