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三个月才办好手续

■每两个月飞一次美国会妻女

■地方政府、猎头公司扎堆儿海外“抄底”

那边厢，金融风暴来临，几乎所有的美国金融公司都不再进新人，华尔街华人精英“人心思归”，10%已回国。

这边厢，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本土猎头公司和招聘网站都看到了机会，已经或计划大举赴海外“抄底”人才。未来一两个月内，回国潮可能汹涌而至。 然而，国内真的为此做好了准备吗？拿着上百万年薪的华尔街高管，工作三四年的中低层人士，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他们今年回国前后的种种困难遭际……

在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华尔街华人回国潮中，袁先智被看作一个代表人物。前不久他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露面，立刻引来五六家媒体要求采访，但他一概拒绝了。11月8日晚上，当《青年周末》记者找到他时，他考虑了片刻，终于还是答应了接受采访。

袁先智的上一个头衔是美国毕马威公司“金融风险管理部总监”，典型的华尔街人。他本人是四川人，属于上个世纪80年代较早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在过去的18年中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投行及大学就职，一直做到了著名国际公司的高管，在华人中已是凤毛麟角。

然而今年9月，他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了北京，开始到位于东方商贸城的德勤大楼6层上班。他的新头衔是“德勤中国财务咨询总监”。

从国外到国内的这种平级跳槽，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降职的意味。不过，袁先智说这属于“必须放弃的一部分”。实际上他还没有遭遇失业的风险，但是环境给人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加上早在2002年起，他就萌生了归国的念头，这几年一直在考虑此事。这次金融危机，刚好是一个助推力，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回来。“今年年初，美国的金融危机才有一些苗头，还没完全沦陷，当时我就决心走了。”

袁先智在采访中屡次强调说，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国内会有更大发展空间，这个空间是美国那边无法提供的。加上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整个风险管理的失败，而这一块正是我的擅长之处。”

12月8日晚上9点半，《青年周末》记者拨通他手机时，他还正在办公室内忙碌。回国已3个月，几乎每天如此，但他说自己觉得很充实。

袁先智没有透露他现在的具体年薪，不过他说：“假如我以前的年薪是一百万美元，那么到这边后，基本上还是这个标准，没有很大落差。”

国内也能提供这么高的薪酬吗？记者多少有些惊异。对此，袁先智不以为然地说，这个工资水平不仅驻京的外企能提供，就是一些本土的公司，如银行和保险公司，现在也能达到。

■英国回国经理： 夫妻两人不同选择

英国留学归国人员的情况跟美国有些不同。有些人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些人则表示没有这场危机也要回来。在伦敦留学的陈大伟和他妻子，属于毕业年份还不长的少壮派，就是一对鲜明的例子。

29岁的陈大伟今年就回到了国内，现在在北京一家国内矿业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属于有一定基础的中层人士，而他的妻子现在还留在伦敦。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为何夫妻两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陈大伟说，他虽然是在这个特殊时刻回来的，但有自己的个人原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不大。至于他妻子，本来已经决心不再回来，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现在正犹豫不定，还处在观望阶段。

“我受不了一些英国人对华人流露的那种歧视。”他对《青年周末》记者举了个现实的例子：就在他回国前，同事们有一次闲聊，说起某人将旧名片翻新，把上面的一些字修改后拿出来照样用。一个同事很不屑地说道：这种事情，肯定又是中国人干的。

同事那句话就当着陈大伟的面说出来，虽然并不针对他，也让他非常难堪。“在他们看来，似乎这种很cheap的事情就是跟中国人有关。”

平时同事们倒不会表现出对他的不尊重，因为作为同事，大家已经把他看成了一个英国人，但无意间流露的这种歧视也太露骨了。

中高端华尔街归国人员占10％

12月8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身在纽约华尔街的陈迅勇买了一份当地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在第3版的头条位置，一则新闻《上海金融揽才团 轰动英伦》引起了这名华尔街人协会负责人的注意。

该报道说，上海当地政府组织了一个英美金融人才招聘团，第一站设在伦敦，12月6日当天就吸引了500名求职者，主要是当地华人。而这个招聘团的下一站，就是美国纽约。

“从刊登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前去应聘的基本上都是刚毕业的学生。”陈迅勇11月9日晚在越洋电话中告诉《青年周末》记者，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触动了社会各个层面，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些应届毕业生。

“哪儿还有他们的位置呢？”从北京出去的陈迅勇操着地道的儿化音说，几乎所有的美国金融公司都不再进新人，从著名的高盛集团裁员10％，到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公司美国运通又宣布裁员7000人，裁员风潮愈演愈烈。毕业生们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局面。相比之下，工作了数年的中层或者高层人员要好一些，但也是暂时的，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稳坐不动。

“肯定是人人自危，这种局面在一年前还没有人预料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是一个标志。”即便暂时没有受到波及，人们也开始在心里做其他打算。

袁先智也提到，在美国已经有一定事业基础的华人，更容易患得患失，倒是那些刚毕业的留学生最无所顾忌，对国内就业形式可能造成一定冲击的，也往往是他们。按陈迅勇的说法，高端和中层的归国人员，占到他们华尔街人协会会员的10％左右。但应届毕业生就几乎百分之百只能选择回来。

“华尔街的华人中，已经有10％到15％失业，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陈迅勇说，美国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在中国国内，机会仍然存在。

于是，陈迅勇在今年11月7日特地从纽约飞到中国，随身携带了上百份简历，基本上都是在华尔街的华人精英。他的这次旅程，主要是用两周的时间，游历香港、深圳、广州、北京和上海五座城市，将自己携带的那些简历一一摆在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桌前。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陈迅勇的这次中国之旅显得特别，被央视进行了报道。据称，他的那上百份简历包括74个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总经理或合伙人，166个执行董事或资深副总裁。

华尔街人（Wall Street Ren）是美国最大的华人金融协会之一，他们的会员囊括了华尔街几乎所有的中高层华人精英，陈是该组织的创始人兼主席。以前他们与中国的联络并不多。就是从2008年起，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表达回国意向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短期内，我们希望把更多的信息带回中国去，能帮助这次受到金融风暴打击的华人高管。”陈迅勇说，“而长期来看，身处美国华尔街的朋友也愿意更多地了解中国，帮助中国建立自己强大的金融市场。”

陈迅勇对《青年周末》记者回忆说，就在前些天，他还在《华尔街日报》（美国版）上看到了一家中国本土猎头公司刊登的广告。这种广告以前从来没有过，自然也就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现在是人才“抄底”的最佳时机？

这则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广告，是北京一家名为科锐国际的咨询猎头公司发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招揽美国的金融人才回中国就业。

科锐国际市场部方面透露，这则广告花去了他们数万美元的费用。对一个中国本土的猎头公司来说，这不算一个小数目，但科锐方面觉得很值。

科锐国际的资深猎头顾问宫宇对《青年周末》记者表示，最近这段时间，他收到的来自华尔街的求职简历明显增加了，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有三四封。

科锐国际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华尔街金融人才的项目组，而宫宇就是这个项目组的负责人。他最近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跟来自华尔街的人才进行沟通。每天早晨，他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就赶到办公室，这会儿正是纽约的晚上七八点左右，刚好可以在越洋电话中与对方进行交流。“一般谈这种跳槽的事情，有隐私性，肯定不能打到他们的办公室，只能打到家里。”

宫宇目前联系成功的回国华尔街华人，已经有两三个。“你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因为我们猎头公司经手的都是较高层的人员。一个案例做成，前后要花去至少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期间包括双方深入勾通，联系客户，反复确认，等等。”

“哪怕将来中国发展环境变得不好了，我不得不离开，也肯定不会再回英国去工作。”陈大伟对《青年周末》记者说。他现在仍然是中国国籍，也不想去加入英国国籍。

这场金融危机对科锐国际、聚贤华尔街网、智联招聘等公司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它们纷纷表示要在两到三个月内，前往美国开办招聘会。同时，包括上海、浙江等地的一些国内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行动，组团前往海外“抄底”金融人才。但是，现在真的已经“到底”了吗？

德勤中国袁先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据自己估计，这场危机到11月和12月已经到了最底部，“不会再差了，以后会逐渐回暖。”身在纽约的陈迅勇则表示了不同看法。他在电话那头叹气说：“底部？还远远没到底呢。甚至可以说，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形势可能更糟。”

对这些由国内猎头公司和招聘网站组织的海外招聘会，袁先智和陈迅勇都抱有一种保留态度。在他们看来，现在似乎有一哄而上的势头。

不过他们也认为，这些机构去国外主动招人，毕竟提供了更多的通道，应该说也是好事。“12月9日上海地方政府的招聘团就要到纽约这边来，到时候我会过去，我们的一些会员也会过去进行一些接触。”陈迅勇对记者说。

国内是否已做好足够准备？

这些金融服务人才回国后，是否会有一些不适应？或者说，国内对接纳这些人才，是否还有不足之处？

“肯定会有，首先就是这边的办事效率。”袁先智说自己现在是海外国籍，必须办理外国人驻京手续。从7月份就开始办各种手续和证明，拖了三个月才办好。虽然这些事由FESCO（外企服务总公司）代劳，不必他亲自去跑，但来回的沟通和确认也牵涉了他很大一块精力。

“最受不了的是，这手续每年都得办一次！”袁先智忍不住对记者抱怨道：拥有美国国籍的人在中国工作居住办的手续，要比相反的情况，也就是中国人在美国办的手续麻烦得多。

袁先智说自己这次回国，要舍弃的东西很多。首先是家庭方面，现在他自己只身在北京上班，夫人带着上初中的孩子在美国。他也曾想过把家里人都带过来，但不现实，正在读初中的孩子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为了回来，他跟夫人争过好多次。夫人强烈反对，不过最后还是在他的坚持之下，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最后好歹对他表示了谅解。

如今，他每两个月要自费飞美国一次，跟家人团聚，每次只能待一个星期。

同样，陈大伟的妻子也没回来，正在英国准备拿那边的国籍。如今，陈大伟一家三口分居三地，自己在北京，妻子在伦敦，2岁的女儿则在南京姥爷姥姥那边。

陈大伟回忆说，妻子在怀孕时曾回过一次国，去北京的一家医院做身体检查。当时的情形给妻子的刺激非常大——很多孕妇在那里排队，速度非常慢，让她感觉好像在验猪仔一样，人似乎变得没有价值了。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陈大伟的妻子。到英国之后，妻子就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产科医生会每周都专门来家里，定期来给妻子检查身体，以便有问题及时解决。这一切，包括此后的住院生子，全都免费。虽然妻子还没拿到正式的英国国籍，但生育孩子的费用，已经全部由英国政府埋单了。

这个反差太强烈了，陈大伟的妻子自此特别不想回国。哪怕金融危机之后，妻子在他已经回国的情况下，也还是在回与不回之间摇摆不定。回来的话，国内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回的话，国外现在就业压力也很大。

此外，孩子的教育也是一大块，在英国公立学校都是免费教育。如果要回国，教育这一块的支出就变得很大。像袁先智那种高层收入，孩子在北京还可以考虑上国际学校。但对普通技术人员或者中层来说，即便年薪能拿到50万元人民币，昂贵的国际学校费用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此外，袁先智和陈迅勇都表示了这样一种担心：国内金融行业目前远不如欧美发达，也许一般技术型人员回来后可以更快适应，其他一些专业人才，未必能在目前国内的金融业找到合适位置。

“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较难获得大的改变。”他们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