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是让企业高管的收益与风险相对称，不能只让他们在盈利时享受高额的奖金回报，而在发生亏损时拍屁股走人，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维特教授所说，防止火车事故的最好办法是把铁路公司的老板捆在火车头上

　　AIG（美国国际集团）有了新的释义——贪婪。据外电报道，民主党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海尔说，AIG的“G”，代表的就是“贪婪”（Greed），竞选国会众议员补选名额的共和党候选人泰迪斯科更为直接地说，AIG根本就是华尔街贪婪的代言人。

　　相比美国各界的其他评价和行为而言，这个评价还算温和。据美国一家权威媒体报道，公司（AIG）收到无数公众发来的邮件，一些是死亡威胁，还有人宣称要炸掉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威尔顿的总部大楼，一名员工因此被迫搬家。

　　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16日愤怒地斥责，AIG是一家因不顾后果和贪婪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青年参考》的报道在描述奥巴马这段发言时写道：其间，奥巴马停下来咳嗽，并对听众表示自己“十分愤怒，气难平，AIG此举骇人听闻。”

　　AIG该不该为高管发放奖金？接受政府救助的企业对政府资金有什么样的处置权，政府又该如何监管？对于大洋彼岸这起“奖金门”事件，我们不能止于看热闹，而应该从别人吃的“一堑”中长自己的“一智”。

　　是贪婪，还是依法办事

　　3月15日，准备接受政府第四笔资助的AIG爆出了一条让所有美国人都“怒了”的消息：这家接受了美国联邦政府1730亿美元援助资金的公司，向员工发放了1.65亿美元奖金。而此前AIG刚刚公布去年第四季度财报，净亏616．6亿美元，政府不得不再提供最高可达300亿美元的资金来维持它的生存。

　　3月18日，AIG首席执行官爱德华·利迪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说，他当天早晨已经私下呼吁员工返还奖金，其中金额高于10万美元者被建议返还“至少一半”。但他同时表示，公司与员工间的奖金协议仍然“应该得到遵守”。

　　利迪所说的协议是AIG与公司金融产品部雇员签订的合同，根据双方合同，这些员工享有留任红利。美利坚大学法学专家卢博斯教授认为，所谓留任红利，是不与公司绩效挂钩的，其目的是留住这些对公司来说极为重要的特殊人才。卢博斯说，由于签订合同时，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或者说没有人能够预料危机会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现在要怪只能怪AIG管理层没有对派发红利设定相应的前提条件。而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受美国合同法保护的。”

　　曾有留美经历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胡颖廉告诉记者，英美法系的合同法中有“契约自由”原则，都强调合同的神圣性，一旦确立即不得变更，这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AIG根据协议给员工发奖金无可厚非。

　　但这样的原则在实际运作中往往会遇到问题，所以法律中有一个“帝王法则”来规范它，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这一原则的实质是对自由的限制，禁止因私人权利滥用而损害社会或公共利益。”他说，再看AIG发奖金的例子，如果根据协议发奖金可能影响到紧急财政援助的实施效率，引来民众对经济形势更加悲观的情绪，那么就是不允许的。
AIG为何敢动用政府援助资金

　　AIG发了多少，政府能不能收回，目前似乎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接受政府援助的企业是否有权用这笔钱发放奖金。

　　某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王志（化名）告诉记者，AIG奖金事件，具有非常强的因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所衍生的特殊性。我们在这里讨论AIG的问题并挖掘其借鉴意义，就必须将这个事件中的“美国色彩”剖析清楚并剥离开来，使其成为单纯解决机制问题、公司治理问题和薪酬管理问题的讨论。

　　王志告诉记者，有媒体报道称，AIG虽亏损严重，但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仍进行了大量政治捐献，接受捐献者包括奥巴马及副总统拜登。如果奥巴马曾接受过AIG的政治献金，奥巴马政府后来的一些做法就似乎可以解释：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为了获得财政贷款正在和政府进行着艰苦的谈判，联邦政府坚持要求三大汽车公司降低工人的工资标准并修改涉及退休金和福利待遇的有关条例。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政府与AIG签订的注资协议并未规定禁止向AIG高管发放花红。

　　至于AIG是否有权继续执行以往的薪酬协议，用政府援助资金给员工发放奖金，王志说：“我觉得这是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仅需要权威机构就以往的薪酬协议是否合理进行仲裁。”他说，AIG在巨亏616．6亿美元的情况下，还要“勉为其难”地执行以往的薪酬协议，可以明确的是该协议本身具有重大漏洞。

　　“可以说，我们没有能力设计出考虑到全部问题的高管雇用合同。一些未考虑到的或者不可被第三方证实的因素不可能完全写入合同中，这些因素会影响合同的执行，也影响了合同的完全性，实际上双方签订的只是一个不完全合同。”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宇峰博士告诉记者，合同的事前不完全，需要事后进行谈判，事前合同并不一定要在事后完全执行。

　　王志认为，作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援助出资人，美国政府有权也应该对以往薪酬协议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通过合法程序中止其实施过程，以保护作为援助出资人的合法利益。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张鹏博士认为，合理的薪酬包括劳动补偿+资本收益+知识回报+风险溢价-社会公共义务。由于企业接受了政府援助，减低了企业风险，风险溢价应该大幅度缩水，而体现收益的资本量也不再是企业的原有资本，而是包括公共资金在内的资本总和，所以，企业有责任调低自己员工收入。AIG没能在风险溢价和资本收益减低问题上与员工进行足够的沟通协商，在道义上和管理上都失了分。
寻找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

　　“AIG奖金事件，说到底是企业员工的激励机制问题。”王志说，AIG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协议存在三个漏洞：第一，缺乏对于业绩稳定性和长期收益水平的关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客户经理为银行拉到客户，客户前九年的还款状况都很好，客户经理也因此每年都拿到奖金，但第十年这位客户经营的公司倒闭了，这笔贷款成了呆坏账，就涉及到前面的奖金该不该发的问题。第二，该公司已经处于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状态，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代理人在公司高层明显缺位。第三，政府职能严重缺位，对于明显不合理的薪酬协议缺乏有效监管措施，也没有维护作为援助出资人的合理利益。

　　“AIG的三个问题也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王志说。

　　陈宇峰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出现过“褚时健现象”。褚时健任职18年收入总共约80万元，这约等于他为企业每创造1亿元，自己才收入1000元，与他做的贡献不成比例。“褚时健现象”道出了当时国企经营管理者薪金激励制度的明显缺陷。2002年以后，国企高管报酬与业绩进一步挂钩，使之趋于合理。

　　解决高管薪酬问题的长久之计只能是薪酬体系的进一步规范，设置合理的企业家薪酬激励机制，避免管理者利用实际控制权为自己谋取高额报酬，成为现在中国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陈宇峰说。

　　胡颖廉告诉记者，不可否认，人的逐利性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再优秀的人才也可能犯错误，市场机制本身在运转过程中也会失灵，所以需要其他机制的干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数百年的发展经验证明，政府的适当介入是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此次金融危机便是华尔街金融巨头贪婪地追求高额回报而政府金融监管不到位造成的。“我想，解决问题的一个可能途径是让企业高管的收益与风险相对称，不能只让他们在盈利时享受高额的奖金回报，而在发生亏损时拍屁股走人，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维特教授所说，防止火车事故的最好办法是把铁路公司的老板捆在火车头上。”（记者　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