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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陆续披露，消费需求的可持续性成为经济决策者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是刺激内需增长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专家透露，目前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撰写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意见，已提交国务院审议。(《济南日报》5月7日)
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内需”吃香的当下。即便没有这场全球金融风暴，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刻。一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看，现代信息技术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金融资本的膨胀及资本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相结合，使得市场内在风险被放大，典型表现就是金融市场中的投机、欺诈、操纵、掠夺泛滥。当前西方国家为摆脱危机而实行的国有化、政府干预、财政扩张等举措，进一步印证了宏观调控的作用不能限于维护秩序的“守夜人”和市场竞争的“裁判人”，还得在生产、分配、消费领域有进一步的应时调整。
二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走向看，去年底，我国经济指数尤其是增速大幅走低，固然有金融危机的影响，实质原因还在于1998年以后形成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今日看来也可称之为“内需不足型”。1987年的日本、1997年的东南亚，已经对这种经济模式提出了警告。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启动不起来，根源就在于分配体制。这既表现在分蛋糕时，国家分得过多；也表现在初次分配中，蛋糕切得不够公平，过于倚重效率考量。
就此而言，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决不仅仅在于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收入预期疲弱等问题。相关改革方案从2006年就已进入议题，奈何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处处遭遇利益格局调整，很难顺遂众愿，拖延至今。理论上说，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等众多领域，何为“第一步”，还真无处下手。但就我国情况而言，笔者以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如实兑现劳动价值。
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再次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之所以强调劳动报酬的“比重”，全因为我们的劳动报酬常年“失重”，这不仅表现在看得见的不合理收入差距上、城乡二元结构之间，更表现在普遍意义上，劳动价值被低估。在今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拿出一穗大玉米棒子，感叹竟然还难卖得上一块钱。深有同感的，应该是劳动力价值没有得到充分认可的不少一线员工吧。
收入差距上的愤懑，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高的人拿得太高了，而是低的人拿得太低了。尤其是在初次分配中，不仅因劳动力价值偏低而形成历史性“比较优势”，而且，即便是如此低的价值兑现也时常遭遇变故：一出问题，动辄扣罚工资；一遇困难，马上想到削减薪水；连最低工资标准，也常被各色歪主意盯着。
收入分配改革任重道远，平衡与校准相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如实兑现劳动价值，不妨从借鉴西方国家的薪酬调查制度入手，看看哪些部门、哪些领域的劳动力价格在价值之下徘徊，让经济增速与劳动价格增幅和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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