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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和深圳,两岸三地的三个重要的金融城市,这两年的相对位置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三地的股市规模和成长速度和结构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将上海和深圳股市不妨合称A股市场,而香港成为港股市场,那么两个市场近几年发生的变化可谓沧海变桑田了。沪深两市总市值2005年7月28日以3万亿元起步,2009年7月15日收盘,A股市值达到3.21万亿美元,重新超过了日本的3.20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2008年1月A股总市值一度超越日本,不过之后市场遭遇了深幅调整,A股市值大幅缩水。截至2009年8月底,沪深股市总市值是16.1万亿,已经成为全球市值第三大的市场。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具有股市、债市、外汇和黄金市场,但是这几个市场都有一些缺陷,比如股市过于依赖内地;债市发行公司债券、外汇基金票据和债券、政府债券都有限制;外汇市场由于港币不具有国际储备货币资格,主要交易对象是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等货币;黄金市场实际上是伦敦黄金市场的衍生;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缺乏。坦率地讲,香港的金融业仍以股市为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多元化和国际化阶段,所谓“国际化”,实际上是作为中国对外融资的主要平台而言的,1992至1997年,红筹股、H股以及「中国概念」一再掀起香港股市热潮。香港股市对待除离岸群岛之外的海外注册的公司的上市申请谨慎对待,2007年3月才开始对上市公司来源地采取较宽松的态度,但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来,这个市场实际上是越来越“中国化”而非国际化。
香港股市主板市场集资额曾经在2000年创下4513亿元的纪录,当年的集资高潮并没有多少实质业务支持,股市的兴旺很快便随着网络股泡沫的爆破而陷入低潮。经过多年的调整,香港再次掀起集资热潮。新一轮的集资热潮主要由内地大型企业的新股集资带动。来自内地企业的首次上市集资额占香港同类集资绝大部分。2000年有中国石化2003年有中国人寿和中国财险,2006年由于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招股活动,集资总额创下5059亿港元的历史记录,其中,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达3332亿港元,超过纽约,贴近伦敦,使香港成为全球第二大集资市场。更多中国企业利用香港金融中心上市集资,推动港股集资功能的提升及规模的扩展。
港股市场上内地上市公司比例和规模的增加,使得港股实际上成为了内地公司在上海和深圳之外的第三个上市目的地,也助长了香港证券市场对于内地经济的依赖性。从1993年到2009年6月末,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包括H股和红筹股）的市值由1423.58亿港元增加到7.3万亿港元,占香港主板总市值的比例从4.78%提高到52.24%;内地在香港上市公司股票成交量由1213.38亿港元增加到84138.2亿港元,占主板成交量的比重由11.86%提高到66.61%。2005年、2006年和2008年内地企业从香港市场筹资占香港主板同期筹资总额都突破了60%,其中2006年达到67.6%。2008年底,主板上市公司共1,087家（2007年为1,048家）,当中110家是H股公司,89家是红筹公司。这些H股及红筹公司在年底的市值分别为27,202亿元及28,749亿元,共占主板总市值的55%。至2008年底,香港主板975家上市公司中,只有海外注册且在香港和大陆没有业务的外国企业10家,其他上市公司多数与内地经济联系紧密。而且内地企业更受香港市场欢迎,根据香港证券交易所2007年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的认购率较非内地公司更高（127倍比56倍）,在上市时平均募集资金也较非内地公司多（23.4亿比3.4亿）。
香港股票市场得益于内地经济的发展,然而400多家证券公司之中,真正能在这盘大餐中分得可观份额的机构并不多,特别是本地港资券商,并不是资本市场的主力。2002-2005年香港IPO业务中,小于5亿港元的上市活动中,前十大保荐人中能见到四五家本地券商的身影,在5-50亿港元的上市业务中,前十大保荐人里只有两三家本地机构,而在超过50亿港元的大型上市案例中,前十大保荐人里,除了汇丰银行,少有本地机构能够介入。2006-2007年香港IPO业务,无论按上市家数还是集资金额,前二十位保荐人中,本地机构只占五分之一左右。除了国际大投行之外,反而是国内背景的券商在近几年的IPO活动中占有较大份额。香港证券市场的这种生态结构和环境正在演变成常态,前有国际大投行,后又日渐强大的国内券商,本地机构多数处于价值链条的低端,在夹缝中生存,主要依靠的是盈利不高的经纪业务和财务顾问业务。
日前热议的CEPA协议,涉及到内地与香港证券业的一些合作。香港本地券商无不希望能够借CEPA之力,分到内地经济发展的一杯羹。但是目前看来,讨论中的协议对于香港证券界的开放范围并不大,只是容许香港券商到内地开设投资咨询公司,而不是开放IPO保荐承销等利润较大的业务。以香港目前拥有如此众多的香港本地券商和熟悉国际市场规范运作的人才储备,如果不能介入国内庞大的证券发行市场,这不仅是资源浪费,也极大阻碍了香港证券业的成长,未能受惠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香港证券市场如不能向海外发展,则只能屈居于国内A股市场之后,那么,较理性的策略应是最大限度地与内地资本市场融合,而中央政府也应考虑给予香港这一难得的发展机会;反之,对于内地而言,如何利用好香港庞大的国际化的证券人才储备,借此提升资本市场规范化和管制水平,也是双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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