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康妮女士说：“中国的就业歧视问题，主要存在于3个群体——妇女、残疾人和农民工。过去20年,中国由农民工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占16％，农民工占城镇劳动力的40％，但至今还有9000万农民工得不到城镇户口，也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享有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教育。”

    到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说：“中国全国人大已批准了若干个有关保护劳工权益的国际公约，劳动法也明确要求雇主为员工购买法定的各种保险，各级政府部门都出台政策规章，对用工中的歧视问题予以打击。”

    两个人的发言说得都很对，都是真实情况，但我听了，总觉得不那么合拍。我琢磨了一下，原来，一个谈的是宏观，一个谈的是微观；一个讲的是政策层面，一个讲的是实际执行。这两个层面糅在一起，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

    因为我亲身做过一次采访，亲眼所见了现代“包身工”们的惨烈境遇。

    那是广东某地的一家玩具厂，这里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车间密闭不透气，没有风扇，大热天女工们只能穿着背心短裤上班，丧失了女性最基本的隐私；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堆满了原材料（均为易燃品），就连消防通道都被堵住了，很难设想，一旦发生火灾，女工们如何逃离；上厕所需要申请，超过5分钟就要扣工资……

    我采访的一位女工来自湖南，她没什么文化，在这里每日工作12小时，可获得800元的月薪，但没有任何工伤或养老保险。

    她告诉我：“是我的老乡把这个工作介绍给我的，这个工作蛮不错咧！一个月800块，比我们在乡下种田强多了！”

    我问她：“这里的工作条件这么差，你为什么不和工友们反映反映呢？你们可以找工会帮你们说话啊！”

    这位女工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她反问我道：“如果我不干，有成千上万的人想来呢，我们还敢提什么条件？以前也有工人闹过事儿，工会来人了，劳动稽查大队也来了，但那些人和老板是一伙儿的，他们和老板吃完饭、喝完酒，拍拍屁股就走了！”

    我这时突然意识到了关键所在，对于女工们来说，她们面临的，根本不是是否反歧视的问题，而是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当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人的尊严、隐私、名誉、信念，再没有存在的意义。我们不能奢求女工们放下手中的纺锤，去和老板谈判。

    而作为维护工人权益的基层工会和劳动部门，他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法律？中央政府制定了好的法律和政策，到了基层，却变成“工会和劳动局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们难以期冀，要依靠他们，来维护弱势工人的权益。

    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不缺好的法律法规，也无需批准更多的国际劳工公约，当务之急，是执行现有的劳动法规，切实把中央政策转化为基层政府的动力；对于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则应予以公开谴责和严厉惩罚。

    如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初衷，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期望，才有可能合拍。